这样一来，当研究对象发生了这种重叠之后，在人类学的范畴内，考古学与民族学争长道短便不可避免。１９４９年，美国一度最富影响的民族学家爱迪生·郝伯说过一句颇让考古学家伤心的话：“考古学……永远无法摆脱其材料的局限性，因而它注定只能是人类学中比较次要的一分子”。另一方面，这句话当然也激发了考古学家探索理论方法的强烈兴趣，包括借鉴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因为民族学毕竟一直被视为是人类学理论最主要的策源地，考古学受民族学的影响是势所难免。

美国４０年-古学的先觉者泰勒在写作《考古学研究》时，就受了人类学很大的影响。他在哈佛的老师克拉克洪就是一个富有盛名的民族人类学家，同时也很关注考古学的进展，１９４０年，他写了旨在批判考古学研究中落后现象的《中美洲研究的概念结构》；而当时炙手可热的功能人类学学派大师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迫于欧洲的时势和战火，其时也正分别在美国芝加哥（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和耶鲁（１９３８—１９４２年）长期讲学。这些都可以视为是４、５０年代美国考古学中功能、文化背景和缀合式研究的理论渊源。泰勒的《考古学研究》对传统考古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陷于繁琐的器物排队和以年代序列为目标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主张考古学在年代学和历史问题之外，还应当着重研究古代遗存的社会文化功能，通过系统的“缀合式研究”，全面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面貌。泰勒因此被认为是美国考古学变革的先声，它动摇了美国考古学界以人类学家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正在孕育一种世界性的、系统的、普遍进化论的研究视角。

１９６２年，新考古学的开山人物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喊出了振耳发聩的“美国的考古学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代表了当时被压抑良久的美国年轻一-古学家的心声，不但为美国的考古学在学术上重新进行定位，而且提出考古学要寻找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法则，担当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的主角。在新考古学的发展中，民族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新进化论和怀特的生态人类学具有极大的影响，它们和系统论的整体观、科学哲学的严格逻辑共同构成了新考古学的理论支柱，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也超越了共同构筑印第人安民族史的阶段，而更多地变成一对相互启发，相互类比，不断实现自身完善的孪生兄弟。

而在方法上，考古学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族志和历史文献背景不仅成为考古学家解释材料的灵感源泉和验证结论的背景框架，而且考古学家绝不仅仅满足于民族学家为自己提供的这个框架，他们要用文化动力学的视角，实地地观察社会文化行为和自然过程怎样留下考古记录，这导致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民族考古学的诞生，擅长综合思维的的华裔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为此造了一个ｅｎｔｈｎ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的英文词汇，并很快流行开来。目前，这一学科不仅成为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由具体的材料到抽象的结论的桥梁理论支柱之一，而且也反过来丰富了民族学观察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范围。

因此，新考古学不但改变了考古学在人类学中的地位，也刷新了自己与民族学的关系。

其实，考古学与民族学一直是人类经验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民族学研究现代尚存的那些较为原始的族群和文化现象，为整体地理解人类文化提供参照，它的对象是现代的，可接触的；考古学处理和研究古代文化的物质遗存，其所承载的文化虽已死亡，但它具有无与伦比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更易于观察文化在长时段中的运行规律。两者一个是平面的，一个是纵深的，但却互为镜子，不但可以相互借鉴，启发对方体认文化的内在规律，也共同为理解人类文化的整体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