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考古调查、发掘和资料的整理、报告的编写当成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说报告的编写很大程度上受前几个环节的制约。很难设想一个粗放的调查和发掘，会使资料整理达到科学的要求，也很难设想一个粗放的调查、发掘和整理，会使报告的编写合乎科学的规范。报告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取决于报告的形式，毋宁说更取决于发掘和报告整理者的素质。一个好的发掘者，他会给自己提很多问题，从而在发掘期间就给予关注，在报告的整理中会体现这种关注，最后以表格、插图甚至文字的形式把某些非典型的单位也表述出来。比如，某灰坑的红、黑、灰陶的比例，作为举例在报告的文字里已得到描述，但是其他大量的灰坑情况并非如此，报告却没有给予任何表述；又比如，我们很注意陶器的复原工作，但是对于不能复原的大量陶片的特征，比如口径或底径的长度变化区间、陶片上某些测量的和非测量的装饰性的某些非分期性特征，却没有在报告中给予描述，假设研究者试图通过陶片研究陶器生产的方式，比如是家庭手工业还是某种形式的专业化生产，在目前的报告中就很难得到他所需要的大量资料。这种情况在目前的考古报告中广泛存在，其实只要注意得到，是可以通过表格的形式得以弥补的。

但是，考古报告无论如何仔细，从本质上说它都是一种简报的性质，因为它不可能把所有发现的现象都报道出来，即使排除形式的划分，不计资金的投入，把每一间房屋、每一座墓葬和每一件器物都作为一种现象报道出来，仍然有很多信息不得不省略掉，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发掘"产量"，也即在尽可能少的发掘面积里，提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孰几才能满足消费者尽可能多的需求。至于报告的形式，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发明。比如西方的某些考古报告，在出土动物骨骼的描述上，直接画一个该动物的图像，把出土那部分的骨骼涂黑，所以一目了然，根本不用琢磨动物骨骼的专用名词和它的解剖学位置。这当然是一个小例子，但给我们的启示却很多，那就是：只要有助于信息的提供，报告的编写可以采取许多新的个人化的形式。当然，这得得到商家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