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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的书法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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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抄写的卷子为“向抄本”。不知道这部宏伟的书法大作是否安然无恙地保留在国家图书馆里。
王振铎与向达在“七七”事变前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前者是研究车、船、指南针等交通工具，后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他们在人格上，在处世的基本信念上，大抵是一致的。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这里介绍的是向达赠送给王振铎的一帧书法作品。
向达的条幅长100、宽28厘米。有16个字:“发蒙振聩君作木铎，画地指天我为司南。”题跋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天木先生指南女士结缡于沪上，适余先期北归未能观礼，甚以为憾。既返故都，回勉缀十六字，遥寄白门，聊表贺忱。天下荒荒，靡知所止。二君者相识于离乱之际，结合于未安之日，能无怀宝迷邦之感，遂为野人芹暴之献，且以博二君之一粲云尔。七月三十日向达谨书于旧京。”
向达是一位重视文物的历史学家，在欧洲游学期间，他经常出入于博物馆与图书馆，回国后，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于1948年春天与王振铎共同筹备赴台湾文物展后，返回北平，他收到王振铎与赵指南结婚的消息后，立刻写了这一条幅，表示祝贺。向达写这幅条幅时，北平还没有解放，国统区的学潮此起彼伏，学生无法安心上课，教授也无心讲授，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授愈教愈“瘦”，时局不明朗，使他痛心无以复加，于是发出“天下荒荒，靡知所止”的呼声。
向达一生以中古史见长，同时又对隋唐以来的碑帖烂熟于胸。他曾用心研习《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房彦谦碑》、《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史事帖》，因此他的书风很有欧阳询的遗味，细品此条幅，令人想到“劲险刻历”这四个字。翁方纲对欧阳询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以圆浑之笔为性情，以方整之笔为形貌，其淳古之处，植根柢在于篆隶。”对于向达的书风，不妨也可以用翁方纲这句话加以概括。不过后来我比照他抄写的敦煌经卷和五六十年代与王振铎先生往来的信札，他的前后书风还是有很大变化的。总之，他的根基植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谡四大家，经过他多年的历练，形成他自己的向式风格，以其独特的行书风格，独步于史学界。
关于《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向达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他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里，并没著录此事。此铭由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写。此碑原石不知去向，又没有整拓，清人翁方纲花了四十年的精力进行复原。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此铭残本共十二页，前两页是伯希和发现的，后十页是斯坦因发现的，分别收藏在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里。按说，这么重要的发现，足以引起向先生的注意，不知是何因，没有看到这一份珍贵的残页，冀希相关学者给予解析。（2006年10月11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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