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就读于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心理学系，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他在哈佛从师于虎藤、托策和狄克森，分别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并在1923年完成《中国民族的形成》博士论文。1925～1928年，他主持了山西南部夏县西阴村一个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他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发掘考古遗址的考古学家。在以后的十五次殷墟发掘的过程，他主持和领导了十次。他在发掘过程中，最先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把地层学和类型学带到了中国的考古工地。在出土文物的订名上，提出一整套带有规范性的标准，这在以后七十余年的中国考古工作中，他的学生诸如在大陆的夏鼐、在台湾的石璋如、在美国的张光直，都没有离开这一轨道，另辟蹊径。所以将李济推为中国现-古学之父，是令人信服的。 李济除了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以外，另一兼职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主任。他在这个任上干了十四个年头。他的设想是将中央博物院办成世界一流的国家博物馆，在收藏、保管、陈列、教育、科学普及工作、学术研究工作，至少是在全国保持一流水平。为此他网罗一批优秀人才做他的专门设计委员。吴金鼎、曾昭、尹焕章、郭宝钧、赵青芳、李霖灿、庞熏琴、冯汉骥、王天木，都是他手下的强将。他将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定为“专门设计委员”这一职称，是颇有创意的。在博物馆初创阶段，资金、技术力量和人才的培养，尚需时日积累，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因财力办事情，依人才开展工作，一切做到量力而行。既不可能把西方博物馆那套管理方法搬来，将一批专攻博物馆的博士请来，全面铺开工作：也没必要参考苏联的僵死体制，按办行政机关的模式办事业，形成行政、业务两张皮的后果。中央博物院连会计这一职务都不设立，而是与同济大学合用一会计师，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精兵简政”。遗憾的是，时逢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将中央博物院办成世界一流的国家博物馆的夙愿没能实现。在漫长动荡的日子里，只好将文物搬来搬去，最后搬到台湾，中央博物院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合二为一了。从此人分异地，物置两方，一条浅浅的海峡，竟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的父亲王天木是中央博物院的筹备处的专门设计委员，是李济的下属，与李济保持亲密的同事关系。父亲虽然参加了燕下都和王建墓的发掘工作，但其特长，却是制作模型，配合博物馆的陈列工作。李济参观过美国许多博物馆，深知制作模型、标本和复制品的重要性，因此对父亲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怀和帮助。李济长父亲十五岁，总以敦厚长者善待下属。李济和梁思永在殷墟已经发现古代车迹，为当时条件所限，不能将车形准确地剥离出来，画出图形。这对于考古工作者研究古代交通工具来说，实在是莫大遗憾，他希望父亲将古代车制作出模型，给往后的考古工作者一个直观的印象。父亲在1939年花了一年的工夫，复原了东汉十三种车制、做出模型，并对清代经学家的研究成果，绘成复原图，标明尺寸。这对于郭宝钧撰写《睿县新村》的报告，很有启发意义。李济看到这些模型，非常喜悦，在办史语所研究成果展时，把这些模型陈列其中，获得同人的好评。由于李济的提名，父亲还得了中央研究院的最高荣誉奖——杨杏佛奖。
李济不仅善于提携晚辈，而且循循善诱，启发青年学子的智慧。他经常对年轻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两个人打网球，不慎将球打到邻居家花园里的草坪里，如何最快找到网球?当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他说：“将草坪打上格子，一块一块地找，看来似慢，实际最快。”他的找网球的方法，恰好就是他田野考古的方法。有一次，李济在李庄与同人雨中散步，突然问左右：“我国古代有没有改变力学方向的机械?”当大家陷入沉思遐想时，他说：“你们打开油布雨伞，看看是否是通过一组杠杆，连通榫卯中的引线，使伞一张一合?”经李济一说，左右豁然开朗。年轻人通过与李济的交往，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识。
有一次，我看到五十年代《考古》杂志有一篇夏鼐批判李济的文章，大为不解，便问父亲。父亲说，解放初期批胡适，那是一个信号。二之(指胡适之、李济之)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他们的在京弟子要与他们在-上、思想上划清界限，才能带领群众继续工作。愈是亲密，愈是要率先反戈一击；否则无法过关。但也因此，大家对李济的名字讳莫如深，他的身影及其学术影响，也就淡出大陆的考古界。
李济离开大陆已半个多世纪，离开人间已四分之一世纪，他在大陆的踪影几近乎零。所幸是，他留给父亲的两件遗物，保留至今。一件是1943年他的博士论文的日文版，由须山卓译，生活株式会社发行，日文题目是《支那民族の形成》。另一件是他从国外带回的一只烟斗，如图。这只烟斗很别致，斗径很大，斗面且有一铜面罩，与斗口相连，大概是用它压实装满的烟丝，也防止烟灰随时脱落。铜面罩有一扣袢，与丝绳相连。烟嘴可以拆下清洗。这种稀奇古怪的烟斗为国内所罕见。
（2006年9月20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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