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所长王家广同志是四川人，和我是同乡。我们在平时工作中的来往很多，我长期协助家广同志工作。

    ６０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一次家广同志嘱托我，去省政府北院静波同志那里，为《二十四史》镌刻书函名。书函是核桃木制作的，坚硬难刻，我辛苦工作了三天才完成。完工后静波同志邀约了几位故旧老乡，到家里相聚，家广同志和我同去。在静波同志家里，我们遇到了石鲁同志。记得当时石鲁叫家广同志为黄刚。后来才知道，家广在延安参加革命时，就叫黄刚，当时就认识石鲁了。我们每个人都吃了碗泡馍，还是人民大厦餐厅的工作人员送来的。吃饭时，石鲁同志听出我是四川口音，叫我“小老乡”。告别时，特别嘱我送“作品”来，他要看看。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加上文革前三年，共四年时间里，在配合家广同志编写《中国陶瓷史》，收集资料，草拟提纲期间，我为他操刀刻石，制成宣纸拓印、拓片贴页、蓝皮线装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词拓印稿》二十册，分送北京的赵守一、安子文、陕西的静波、郭琦、吴刚等，我自己留存一册。“十年浩劫”，我们均遭劫难，境遇十分困难，家广同志时有提及石鲁处境，但很少见面。

    １９７３年夏，省上又借调我回到陕西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整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一次在碑林食堂吃饭时，石鲁同志问及家广同志手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