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所长王家广同志是四川人,和我是同乡。我们在平时工作中的来往很多,我长期协助家广同志工作。
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一次家广同志嘱托我,去省政府北院静波同志那里,为《二十四史》镌刻书函名。书函是核桃木制作的,坚硬难刻,我辛苦工作了三天才完成。完工后静波同志邀约了几位故旧老乡,到家里相聚,家广同志和我同去。在静波同志家里,我们遇到了石鲁同志。记得当时石鲁叫家广同志为黄刚。后来才知道,家广在延安参加革命时,就叫黄刚,当时就认识石鲁了。我们每个人都吃了碗泡馍,还是人民大厦餐厅的工作人员送来的。吃饭时,石鲁同志听出我是四川口音,叫我“小老乡”。告别时,特别嘱我送“作品”来,他要看看。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加上文革前三年,共四年时间里,在配合家广同志编写《中国陶瓷史》,收集资料,草拟提纲期间,我为他操刀刻石,制成宣纸拓印、拓片贴页、蓝皮线装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词拓印稿》二十册,分送北京的赵守一、安子文、陕西的静波、郭琦、吴刚等,我自己留存一册。“十年浩劫”,我们均遭劫难,境遇十分困难,家广同志时有提及石鲁处境,但很少见面。
1973年夏,省上又借调我回到陕西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整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一次在碑林食堂吃饭时,石鲁同志问及家广同志手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