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旬刊》，共出７期。再后，这几个杂志的骨干又避聚在香港，办起了具有鲜明抗战立场的《大风》杂志１９３８年３月，一直坚持出到香港沦陷总出１０１期，之所以列出《逸经》刊史始末，是为了说明简又文，陆丹林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大胆地刊布《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这样带有鲜明-立场的文章，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必然作为，当时并不是哪一家刊物都有胆量刊登这样既有新闻性-性而又特具危险性的文章的。现在我们才知道“幽谷”即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公开身分是上海圣教会牧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当年秘密进人陕甘宁边区采访，就是经由董健吾安排协助进行的，正是由于董健吾的特殊身分，使他有条件先期看到由毛泽东倡议并组织编写的回忆录性质的《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由于种种原因，《红军长征记》迟至１９４２年１１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印量很少，董健吾利用这些原稿改编成《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署“幽谷”之名交给简又文的《逸经》公开发表，使得红军长征胜利的全过程大白于天下，深入于民心。尽管由于为了能够通过当局的新闻检查，将“长征记”改为“西引记”，而且在措词语
气上进行了一番伪装，《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仍旧起到了在国统区宣传红军长征胜利的极不寻常的意义，它比斯诺的中译本《西行漫记》１９３８年在上海出版早了一年多的时间，从版本学的角度论起，《逸经》杂志的３３期和３４期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版本价值与革命文献价值。 第３３期《逸经》在“今代史料”栏目里安排刊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幽谷”在文前写了一段可堪玩味的话——“余作是篇，因限于篇幅，不能详尽，惟举其荦荦大端，以存中国民族近代史迹一页耳。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谅吾友不以余之执中从略而相责也。读者欲知其详，将来自可求之于双方之专书。今得之于本篇者，仅其概要而已。民国廿六年五月十六日幽谷序于上海”。这段扑朔迷离故弄玄虚的白白，可看作三十年代文化斗争中文字技巧的范例。
由于“幽谷”利用的原始素材基本上来自《红军长征记》，为了淡化与遮掩自己的真实的-立场，他不得不字斟句酌，尽可能地把要表述的真实意图隐藏在某些冠冕堂皇的辞藻里，巧妙地编排出一篇主旨上表达了红军突破围剿成功地实现战略转移而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彻底失败的报告式文章，其实，聪明的读者自会从作者的叙事角度看出这篇文章的许多细节只能来自“余之友好”的红军一方，如讲到红军痛饮茅台酒的趣闻素材来自《红军长征记》中熊伯涛的《茅台酒》；讲到红军在草地断粮素材来自《红军长征记》中舒同的文章《芦花运粮》等等。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逸经》第３４期上刊露的
“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书后的附表完全一致，如此详尽的一览表只能出自“被追剿”的红军一方，为了掩饰一下作者过于明显的倾向，在表后的注释里加了这么一句“统计西窜行程为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号称二万五千里，是夸大之词。”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６日，英国的两个青年李爱德，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重走长征路，经过３８４天的步行，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到达红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他俩根据自己实际走的路程对记者说“长征并不是２５０００里，而是１２０００到１３０００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这一说法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反响，马上就有了一百多篇关于这个说法的报道。为了澄清围绕在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混淆视听，党史军事史的研究者发表了大量考辨文章，论证廓清了几个焦点的疑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是怎样计算出来的？“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李爱德，马普安是按照当年红军长征的行军打仗路线走的吗？（李，马重走长征路为什么只走了１２０００多里？）回放历史现场，《逸经》杂志也许能够提供另一个视角另一个思路另一个旁证。
《逸经》３３期刊出的这张“毛泽东像”也有耐人寻思的地方，照片拍于哪年？拍于何地？照片后面为什么有架飞机？由此又引申出另外的问题就是：《逸经》与简又文，“幽谷”与简又文，“幽谷”与斯诺，斯诺与长征，他们之间一环套一环的关联，还有多少秘闻与趣闻是不为我们所知道的？
（2006年6月21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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