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中，天子有事南郊，旌宠旧德，是以有仆射之赠。” 志文还记载了崔沔子孙的情况：“长子，同州冯翊县尉成甫”，“嗣子佑甫，仕为朝散大夫，权知中书舍人事，赠紫金鱼袋”。“成甫之长子伯良仕殿中侍御史，次子仲德侍至太子通事舍人，少子叔贤不仕”。
在唐志中，世系家谱是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崔沔墓志也不例外。志文追溯远祖，叙述了崔氏六代世代珪组蝉联，居于显赫地位。博陵崔氏是北朝时期“卢、崔、郑、王、李”五大家族之一，是著名的望族。这些士族大地主把持朝政，他们担任中正高官，朝廷任用官吏都由他们推荐或罢黜，世称门阀制度。而且这五大家族互为姻亲，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建朝初期，感到士族对他们政权的威胁，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废除九品中正制，并用科举考试取士。唐高宗时颁布禁婚令，规定北魏士族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崔沔妻名王方大，王方大墓志已在洛阳出土，现存开封市博物馆。志文由崔沔亲撰，王方大是太原王氏的后裔，七姓十一家互为婚姻的事实，在墓志中得到印证。看来，禁婚令当时可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由此可见，唐王朝虽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但崔氏一门在唐代仍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崔氏家族在唐王朝中先后有２３人为相。崔沔及其子佑甫，两唐书均有传。
志文除了叙述崔沔的世系家谱外，多为歌功颂德之辞。志文评价崔沔一生廉洁奉公，俭约自守，勤政爱民，与《新唐书》中所记“纯谨无二言，事亲笃孝”基本相合，都对崔沔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志文记述沔曾“注《老子道德经》，文集三十卷”这句记述，史传并未记载。唐代修史注经著书之风甚盛，因各种原因，这部注经今已未能见到。崔沔传世的诗文极少，仅在《全唐诗》中录有诗一首，以及《全唐文》中文十四篇。《新唐书·崔沔传》中有“沔俭约自持，禄禀随散宗族，不置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言志”的记载，意即“他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散发救济贫民，而自己却不置宅第，甘愿过着俭朴的生活。”故目前有人推测《陋室铭》一文并非刘禹锡所作，而是崔沔所写。至于这篇名作究竟是否出自崔沔手笔，还待以后作进一步考证。
关于崔沔卒葬年月，改葬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史书中不详，可补史缺。据志文记载，沔死于唐开元十七７３９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历十三年７７８年岁次戊午四月丁丑朔八日甲申，嗣子佑甫奉孝公之亲，还于邙山之平乐原，以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礻付为礼也。”
据志文一开始所说沔“以开元廿九年７４１年十二月廿九日权窆于邙山，故人北海太守江夏李邕为志曰”云云，可知李邕撰志文应在权窆之后，而志文之书写则在大历十三年四月与夫人王方大合葬之时。因沔死后受“仆射之赠”是在开元之后二十余年的永泰年间，其时李邕已于天宝年间被害而死，故志题中“左仆射”一衔及铭辞后面记其子孙及沔与夫人工氏合礻付等情况的六行文字，均为徐珙书写时所加添。迁葬之大历十三年，距其死之开元二十七年已长达３９年之久。其间经历近８年的“安史之乱”，崔佑甫保护着宗族百余口人逃至江南，当是未能尽早将父母迁葬的原因之一。
另外，在崔沔墓志中称沔有二子：长子成甫，嗣子佑甫，而崔沔妻王方大墓志中，只字不言有子成甫，只言有子佑甫，沔父崔皑志中曰：“仆射指沔而言之长子成甫……仆射之嫡子佑甫，仕为中书舍人。”嫡子在封建社会中指正妻所生的儿子，有时也专指正妻所生的长子，故沔志中的“嗣子”应与“嫡子”同义，可见，王方大为沔之正妻，崔佑甫为王氏所生，故称“嗣子”。
崔沔墓志由李邕所撰，李邕所撰的志铭，基本上写出了崔沔的家世及其一生。李邕 ６７８～７４７年，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命运坎坷，屡遭贬斥。曾任左拾遗，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唐玄宗时官至北海太守，故世称“李北海”，李邕以能文名满天下，并长于行草书，师法王羲之，后自创一体。因与沔为同窗知交，故以志文自任，但未及沔与夫人合礻付而葬，因遭李林甫所忌，李邕于天宝初年被害致死。
崔沔墓志的书丹者徐珙虽为县丞，但此人书写的唐隶极具代表性。徐珙与其父徐浩是唐隶大家，二徐的唐隶在体法上力求改革，它除了点画尽量沿用汉隶笔法，有意将汉隶的篆味去掉，以楷入隶，因而结体比汉隶稍为加高，多数成了正方形，笔画的波磔也消失了，这就是世称的唐隶的特有风貌。此墓志铭笔法整齐而不板滞，庄严而又资媚，别有一番意趣。但因唐隶过于媚俗刻板，不如汉隶质朴天成，因而习惯上人们重汉隶轻唐隶。志盖篆书虽仅有１２字，但字体工整，结构严谨，字迹清新，光彩照人。
综上所述，崔沔墓志形制之大，字数之多，为唐代墓志所少见。志文对《新唐书》及其他史料所记崔沔的事迹提供了新的资料。它有证、有补，非常难得。李邕之文，生动流畅，详略得当；徐珙书丹，圆劲厚重，遒劲工整，雕镂精湛，刀锋毕现。这一切都使得此志在史料、文字、书法和雕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2006年6月21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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