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携最为感人。童先生贫苦出身，连中学也未正式上过，他在浙江省图书馆附设的校印所当校对员，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虞书疏证》的文稿，顾先生认为有新意，就邀他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做编辑工作：在顾先生的提携下，童先生终于成为复旦大学的名教授。当他知道王振铎先生对古器物学很有见地，便将他招募在史学研究所做编辑工作，做自己的研究。顾颉刚先生之女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记录了王振铎先生与顾颉刚先生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７年交往的四段历史。为了鼓励王振铎先生，他将新编的《古史辩》第五册赠之，题款是“振锋吾兄评正，颉刚。”与此同时，书写了如下的条幅，见图。 顾颉刚书写的是诗人杜甫作于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十一月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长诗前十句：“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 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常内热。”杜甫作此诗时，已改任右卫率府胄曹掌管兵库工作。于是便抽空回奉先今陕西省蒲城探亲。这首诗就是写旅途和到家后的见闻、遭遇和感想，从个人的悲惨遭遇推及到广大人民的痛苦，表达了对于国家前途深刻的忧虑。全诗融注了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也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前危机四伏的社会面貌。顾颉刚先生写这段诗是有寓意的。他生活在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年代，又受五四运动战斗的洗礼，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不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潮流里，只好以学术作武器，启发民智，做一些启蒙主义的工作。他在二十岁时迷恋江亢虎创办的中国社会党，鼓吹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经过一年多的社会党的经历，他认识了人世和自己的才性。他在五四以后的学术领域，已声名鹊起，极有感召力；但他认为这也只是“穷年忧黎元，叹息常内热”而己，他似乎感到对民众的解放和自觉，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至于自己的学术成就，也不过是“居然成 落，白首甘契阔”。“居然”，即果然。“ 落”，即“瓠落”。《庄子·内篇·逍遥游》：“以人瓠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这里指自己没有什么成就可言，犹如大瓠的空阔无用，大而无当。顾先生以豁达的精神辩证地评判自己，心怀若谷，平静而客观地考察自己的作用利他所处的世界，彰显出一位历史学家深邃的思路和广阔的胸怀。
正因为该条幅书写的内容与书法深得王先生的钟爱，所以一直保留了七十年。顾先生出身于江南大姓，几辈书香门第。康熙南巡时曾称其先人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其祖父善研《说文》，工篆隶兼擅铁笔。其父幼承庭训，好索经史，旁及词章。顾先生两岁即识许多字，三岁开始描红，四岁始知平仄。五岁读《天文歌诀》，六岁读《大学》、《中庸》；八岁时，在严峻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下，即形成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常在圣人经书和注文上批抹。此时他还没练习小楷，便衬红格纸写蝇头小字，批驳圣贤。这种叛逆性格加上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大动荡，使他没有余暇一心去临“二王”或米、苏、黄；顾先生一般很少给人家写应酬文字，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誉人哀人，皆所难为。而流俗专以此道相责，予因去之极远矣。”但这并不说明他不重视碑帖的临写，他曾为中山大学收集各种碑帖三万张；他对古代字体演变的重视可见《尚书通捡》一书。他的书风可以说是总揽诸家之长，自成一体，恣肆放逸，转折有序。他一生写了上千万的文字，但作为书法艺术留给后人的却不多见，这件条幅也算是近代文人书法的珍品。
（2006年4月5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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