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谈改琦画作的书法与落款。清代康乾之际是赵、董风行的时代，而生活于乾嘉之际的改琦，受赵、董流风所被，书法当随时代而具有帖派的韵味。观其所作，虽笔力缺少雄沉之致，但点画结字仍不乏温婉可爱之处，这类字单独成篇似不足观也，但与仕女、花草、兰竹等相辅而成，倒也相得益彰。而“达摩图”中的“改琦”书法，明显是碑体的间架，使转颇“硬”，笔札功夫明显异于改琦《宫娥梳髻图》中的的题字（见图三）。另外，改琦作画的签名，我们可以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随便撷取几例（见图四），不论楷行草诸体，均找不出“达摩图”中“改琦”的写法。“达摩图”中的两枚内府收藏印章，恐怕是作伪者最想说明问题的“法宝”，可惜，作伪者并没有学到内府印章的“刻板”之处，其中，“无逸斋精鉴玺”“御书房鉴藏宝”边框均有缺损，显然不符合皇家制度。再有，“御书房鉴藏宝”中的“宝”字最后两短竖，原印如鼎足，坚实而有力，而此印的两足，却蹩脚得一如“斗鸡脚”，颇有些站立不稳的样子（见图五、六）。

    最后再谈谈此画的内容。画面描绘的是作为禅宗初祖的达摩，散坐于树下，或休憩或作思维修的样子。达摩身穿绣有金色莲花纹的袈裟，袒胸而坐，一只鞋子穿在右足，另一只鞋子置于身前，且不论天竺僧人没有穿鞋习惯（《金刚经中》有“还至本处，饭食讫洗足已，敷座而坐”似足以证明），就此图中鞋的样式，也可商榷。重要的是达摩身穿的袈裟不合僧仪，造像壁画中的菩萨像因为“觉悟有情”的含义，身着世俗服装无可厚非，而作为沙门的出家人，不论证得果位与否，均须身着“杂染衣”，岂能穿着如此富贵？我们还可以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改琦绘《钱东像》中改琦为身穿僧服的钱东造像，也可作为旁证。另外，图中达摩胸部造型极不准确，读者可自去揣摩（见图七）。改琦的人物画向来是细致典雅，不论花草树木皆一笔不苟，作伪者虽然也知道改琦画作中坡草用点来完成，但点法的纯熟细密和生疏荒率却有本质上的不同，读者可以找来《钱东像》（见图八）和广东省博物馆藏改琦《仕女图》两相比照，自能印证笔者所说。至于说树窟和树点的画法也就不用笔者再多说什么了。

（2006年3月1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