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明王朝是通过元末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加上长年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古语有云“邦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祭祀和战争一样，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其花费自然也是巨大的。历代对神灵的不断加封，像济水神在唐代被封为清源公，宋徽宗又加封为清源王，至元代又加封为清源忠护善济王，这样“由公至王”，不仅是称号上的变化，而且祭礼的等级也会随之抬高，自然也会花费更多的人力、财力，而这些不断增加的花费最终都是要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个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家，他不仅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而且，由于出身布衣，并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他深知百姓的疾苦和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因而，朱元璋深知自己刚刚上台，民不聊生，不能为了隆重的祭祀而大搞铺张浪费，进而失去民心，动摇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施行削减诸神封号这样的“旷世之举”了。 此碑书法为楷书，字体工整，笔画遒劲，气度非凡，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但由于碑中无书写者的姓名，因此，长久以来始终不知是何人写就。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发现明代郎瑛所著《七修类稿·卷十一·国事类》中记载了一篇名为《本朝岳镇海渎碑》的碑文。经过比对，其碑文内容竟和济渎庙的这通《大明诏旨碑》碑文一字不差。文中提到“予尝亲至东镇碑下，其碑高可三丈，书乃詹孟举之楷，考之于时，洪武三年六月颁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由此可知，这里提到的东镇碑应为詹孟举所书了。那么，这两通碑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据清代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礼三》记载：“洪武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略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号告祭。”这里的记载，无论时间，还是祝文内容，都是和东镇碑以及北渎济水所存《大明诏旨碑》相吻合的。由此可见，当时凡是碑文中所提到的山水等诸神庙宇都会刊刻同样内容的碑刻，进一步的查询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发现目前山西洪洞县中镇霍山庙遗址、河北曲阳县北岳恒山庙、山东曲阜孔庙至今都还保留着相同内容的明代洪武碑，而且碑的形制和书
体都和济渎庙的《大明诣旨碑》是惊人一致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在各地刊刻圣旨碑时，不仅内容一致，而且形制、书体都要严格一致，每一通碑都是那样高大、宏伟，这也许是出于体现至高无上的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需要吧。就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算下来，当时全国刊刻这样的碑刻应接近二十通了，像这样在各地大规模的刊刻相同内容、形制、书体的巨型圣旨碑，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极其少见的。
关于这通巨大的圣旨碑，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有趣的故事。
这通圣旨碑，形制巨大，重达两万多斤，刻好以后，当时无法立到高大的龟座之上。传说因为立不起圣旨碑，连斩了三位知县，第四位知县上任，忙向年龄最老的一位长者求教，这位老者不理睬，眯起双眼，说了一句：“我都是土埋脖子的人了，能有什么好办法呢？”知县听到“土埋脖子”，突然醒悟，就先用黄土把龟座埋起来，将圣旨碑沿着旁边的斜坡拉上去，固定好之后，再把黄土清理掉，终于将巨大的石碑立了起来。传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言，但这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的确是个立碑的好办法，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目前各处所保留的明洪武圣旨碑中，要数济源这通保存的最为完好。据说，抗战初期，日本军队曾用飞机对济源城周围进行轰炸，济渎庙内现在还保留了当时被炸毁残存的碑座。当地村民为了保护这通圣旨碑，就将其推倒，就地掩埋起来。一直到１９９６年，经历了５０多年的岁月，这通碑刻被文物工作者发现，重新立起，并修建了高大的碑楼进行保护。
（2006年2月1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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