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从远西舶来的高坐具，特别是法式、德式，还具有欧洲中世纪骑士椅的遗风。坐椅靠背高，是从王位因袭下来的，表示坐主地位高显；现代法院坐椅靠背高长，也有表示法律高于一切的意思。靠背两端各有一高耸圆球，表示是骑士的遗风；近代的坐椅与床塌两端有时也各备一只圆球，已经演变成一种装饰而已，并无特殊的意义。对于一般人而言，坐高背椅实在没有必要，应以身体舒适为准，于是椅背逐渐与身高协调一致。欧式家具在腿的制作上，颇下工夫，早期的椅腿，一般模仿古罗马建筑的立柱形式；后期一般多取材动物体材，如虎腿、狐腿、狮腿、螳螂腿、蛇颈、龟颈、天鹅颈，等等，给人一种跳跃感，体现出曲线美。曲线美在制作上有很大难处，一般讲，用片锯很难处理，通常是用线锯破料，既费工，又费料。早期的椅腿，还凸雕花叶纹，枝叶繁复者，有若洛可可文化，这要求技工既有高超的技术，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一具坐椅，便是一件艺术品。后期的椅腿，渐趋实用，动物的曲线美演变成一般的几何状，如立柱体、立方体、斜方体，等等。加工时，开始用刨床、镟床，用以批量生产。美式坐具与欧式完全不同，一切从舒适、实用角度出发，造型简练，结构合理，轻巧，适合移动；即使是榫卯结构，也要用钻床打孔，镟床造型，为的是尽可能节约人工，充分使用流水线作业。１９世纪的后期到２０世纪初，一些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学者，开始收集中国的家具，包括中国的高坐具，引起欧美人士的广泛注意，特别是中国的“太师椅”，极具审美价值，是收藏的重点，若是紫檀或黄花梨木，应是收藏的极品。洋人此举，又推动了传统家具的复兴。近代中国的家具设计，是在“洋”、“古”之间摆动。明清以来从西方流传到中国的高坐具，至今还缺乏系统研究，如何进行国别、族别、时代、风格的鉴别，还处于蒙昧状态，这不能不说是研究明清家具通史中的一大缺憾。

    椐专家研究，世界最古老的高坐具应属古埃及图坦卡蒙王陵出土的“黄金宝座”，这是发生在公元前１５６７至１３２０年新王国时期的事情，宝座是权力的象征；宝座的制作意念和制作技术是如何传播到欧洲各公国，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它通过西亚流传到波斯帝国和印度，已有考古学上的证明；此时“宝座”已易名为“金狮床”，并且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我国新疆地区。２０世纪初，斯坦因在尼雅古城发掘到一把晋代木椅，椐《西域考古记》描述，其形制与印度西北部边省希腊式佛教雕刻所见相同。到了唐代，在帝王仪礼上，还是使用盘足而坐的床榻，直至宋代，才出现垂足而坐的坐具。南薰殿所藏宋太祖坐像已有雕龙宝座。随着北宋南迁，中国的-中心偏移到湿热的南方，高坐具才随着士大夫的广泛使用，普及到民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首先，高坐具作为生活用品，先是出现在帝王之家，由王公贵族传播到士绅，再由士绅传播到一般市民；其次，高坐具的设计和制作，从礼仪陈设解放出来，走进民众世俗生活，因此更趋于实用化，由繁复到简练；最后，高坐具的原材料由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等高档木材，逐渐被柴木、硬杂木等低档木材所代替。这便是高坐具演变的基本脉络。随着森林资源日益枯竭和新材料的诞生，古老的木质高坐具必将成为历史的陈迹，让位于其他金属、化学合成材料而制作的高坐具。其形制更加舒适、更加便利，趋向于智能化、人性化。事实上，２０世纪初，理发和牙医所用铸铁坐椅，就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高坐具更向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下去。

    综观中外高坐具史，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文化，就有转播。精神文化如此，物质文化更是如此。同是一样器物，因地域、国家、民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使器形各异，气象万千。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高坐具必将随着高新技术翻过新的一页。回顾１９世纪的中国坐具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我们还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中产阶级的坐具最富有表现力，最具有审美价值，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皆如此。如上所述，骑士的阶级地位，比起国王不足，比起“草民”来有余；骑士椅比起王位不足，比起“草民”的方凳，优雅、舒适得多。中国的绅士阶层无法与帝王相比，却比一般百姓高得多；作为绅士用的太师椅，无法与帝王銮椅相比，却比一般子民的板凳、条凳优雅、舒适得多。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坐具，给能工巧匠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2005年12月14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