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堂很快就扬名内地士绅,成为抢手货。就这样,董作宾蹒跚地度过这一艰难岁月,并在这一时期写出《殷历谱》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由于董作宾提出甲骨文字的五个阶段说及两种殷历,为后学鉴定甲骨文字的断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考订了殷代许多帝王的祭祀历、天文历,可与月蚀相对比。这是研究殷周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料。
董作宾长王振铎先生15岁,在南溪李庄相处8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感谢王振铎先生的无私援助,董作宾镌刻一枚闲章:“流寓巴蜀”。章料是四川棕竹的老根;棕竹是四川特产,近年人们常拿来做扇骨和手杖等工艺品,其根坚硬如石,纹理尤其优美。竹根是王振铎先生亲手采伐、亲手刨制成形的。“流寓巴蜀”,意在民族危亡之际,仍在巴山蜀水之间坚持科研工作;王先生在此其间写下他的名篇《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每当想起李庄的往事,便想起这枚印章;自从董作宾赴台后,他便悉心收藏起来,当作对一位长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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