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切，掌握了担任萨迦派教主必须具备的知识。同时他在这一时期开始命笔作文，《萨迦五祖全集》中八思巴署有日期的著作最早一篇是１２５０年在凉州写的《怙主赞颂》。除了学习西藏佛教和藏族文化外，他还阅读大量的汉文典籍，这为他后来沟通蒙、藏、汉关系方面，打下了十分坚固的基础。八思巴在阔端窝阔台第二子，掌管西夏部分地区的宫廷还接触各界人士，积累不少-经验。
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娶了蒙古公主，实现了两族之间的联姻，使蒙古与萨迦家族的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１２５１年１１月１４日，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去世。这样，年仅１７岁的八思巴就正式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
１２５２年２月５日，八思巴写信向萨迦派通报萨迦班智达去世。由于萨迦班智达的去世，沉痛打击了阔端，不久他也去世了。阔端系的失势以及蒙哥汗的上台，使蒙古汗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萨迦派的地位也变得不稳固，随时有被其他教派取代的可能，八思巴仔细分析-局势，决定利用蒙哥汗命他派僧人随使者去西藏清查户口的时机。他在给西藏各地领袖的信中再次强调蒙哥汗以萨迦派掌领西藏佛教的政策，要西藏各地领袖安心对待蒙哥汗的括户。八思巴这样做无形中加强了萨迦派的力量，与此同时他广邀西藏高僧为他受戒，他用这种方法弥补他远离西藏与各教派高僧接触较少的缺陷。当时在凉州的八思巴仍是阔端诸子敬奉的上师，但他仔细观察形势的变幻，思想上有了转向拖雷一系的准备。
１２５２年７月，蒙哥汗命忽必烈远征大理以控制南宋背后。当时南宋还控制着四川，蒙古军只能穿过甘肃川西藏族地区直捣大理，为了能顺利进军，忽必烈派人到凉州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八思巴巧妙的宗教宣传，很快就对忽必烈一家产生了作用，使他们知道要得到藏族同胞的拥护，还需要仿照历史上崇佛的帝王先例，与八思巴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先是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这种灌顶是结缘灌顶，并将出嫁时父母陪送的一颗大珍珠送给八思巴。但是，当忽必烈请求受灌顶时却遇到了困难。八思巴提出灌顶之后，忽必烈应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的礼节来尊奉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言语，不讳上师之心愿”。这一条实质上会导致将佛教的教权置于世俗王权之上。当然，忽必烈难以接受，这时王妃察必出来调解：“听法即人少之时，上师可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讲论及请求。”在这一折中条件下，八思巴于１９岁１２５３在军中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正式成为当年已３８岁的忽必烈的宗教上的老师。
在忽必烈进军云南之时，八思巴离开忽必烈的军营又回到凉州。回到凉州之后，八思巴为萨迦班智达的灵塔举行了开光仪式，接着就准备动身回西藏受比丘戒。但由于重新划分诸王封地和接到蒙哥汗入宫的邀请，八思巴感到这时回萨迦不会有所发展，相反会影响萨迦的地位，所以他半路折回投奔忽必烈并追随他到汉地。因此，忽必烈立即以宗王的身份颁赐给八思巴一份诏书。八思巴的这一举动不仅使萨迦派的地位巩固了，而且加强了他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
元初，道教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佛教，忽必烈身边云集了一大批道教人物。他们唯道独尊，对于佛教极力排斥。但是，佛教在甘、青一带蒙、藏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却是巨大的。无休止的佛道之争，直接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１２５８年年初，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在开平府宫中主持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当时参加的佛教方面有那摩、八思巴、西蕃国师、河西国师等三百多人；道教方面有张真人、王先生等人。辩论由忽必烈手下的主要谋士姚枢、窦汉卿、廉希宪等人担任见证人。在这次辩论中年仅２４岁的八思巴，以其博识善辩崭露头角，击败了所有辩论者，扩大了八思巴在汉地佛教的影响，也使萨迦派以一个教派的身份进入了汉地，以至于后来汉地寺庙多有供奉他的佛像和代表萨迦派的佛塔。在１７６７年乾隆三十二年建成的普陀宗乘之庙的五塔门上就有一座代表萨迦派的佛塔，可见萨迦派在清朝已成为与黄教并立的五大教派之一；八思巴不断完善萨迦派的教义为后来黄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黄教在形成中也吸收了不少萨迦派教义的内容。
１２６０年１２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玺，令其统领释教。这一命令下达以后，他成了名正言顺的政教合一的领袖。十年之后１２７０，已成为皇帝的忽必烈正式封八思巴为帝师，自此，八思巴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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