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有可能是他最早的藏书印章。
毛泽东的藏书印章目前已知先后有过三方，其印文相同，都是朱文铁线篆体“毛氏藏书”四字，均出于篆刻名家之手。其一是北京篆刻家刘博琴刻的。刘博琴出生在一个篆刻世家，其曾祖父刘宽夫（位坦）是清道光年间有名的藏书家、书法篆刻家。其叔刘士彦也是琉璃厂的职业篆刻家。刘博琴擅长铁线篆文，功夫颇深，风貌稳重遒劲，秀丽娟美，平整中见精神，具有刚劲挺拔之感，以“博琴铁笔”之誉驰名京城。早在１９３７年夏末，刘博琴就曾给毛泽东刻过“润之”一印。北京和平解放后，大约是在１９４９年间，毛泽东派人找到刘博琴，并交给他一封请他刻印的信件。来人告诉刘博琴此印要仿明代一方古印上的那种字体，印文为“毛氏藏书”。刻好此藏书印后，毛泽东让人钤于他的藏书上，就连他在延安时期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昆仑书店１９３０年１１月版）等书籍上也钤盖了此印章（图１）。
其二是上海篆刻家钱君所刻。钱君（１９０１－１９９８），原名瑭，字孺堂、豫堂，号舞斋，浙江桐乡屠甸人。其篆刻以秦汉为宗，出入赵之谦、吴熙载、黄士陵、吴昌硕之间。“既恪遵浙法之规范，而又不为其所束缚，细而能重，工而能活，圆转如意，多所创新。”（李一氓评语）
１９４９年９月，钱君参加了上海出版界组成的赴东北老解放区参观团，使他思想开拓，视野展宽。同年１１月回到北京后，钱君为毛泽东刻治了“毛泽东印”和“润之”两方印，由时任中央文化部长沈雁冰转交给毛泽东。１９５７年春，在一次怀仁堂京剧晚会上，齐燕铭特意将钱君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的印章。”同时称赞道：“你刻得很好，非常好。”并嘱咐齐燕铭：“他是南方人，刚来北京，一定很不习惯，你们应该对钱先生的生活多加照顾。”正由于毛泽东的这番话，后来竟“保护”了钱君在“反右”运动中侥幸过关，没有被打成“-分子”。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通过上海博物馆写信给钱君，请他刻两方印章，其中有一方是“毛氏藏书”，即毛泽东的藏书印章。印章刻好后也是通过上海博物馆送往北京的（图２）。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一公函，对钱君为毛泽东刻藏书印表示真诚的感谢。此时正逢党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使钱君感到格外兴奋，他写过这么一首题画诗，表达出这一时期的心情：“寒雨连期午醉眠，鸣禽催梦梦依然。醒来湖上山无数，雨促风吹春又旋。”
其三是上海篆刻家吴朴刻的。１９６３年，毛泽东委托全国工商联主席陈叔通在上海给他再刻一方藏书印，这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已有磨损等原因。毛泽东对陈叔通说：“陈叔老，我很想请人刻一枚藏书印章，无论阳文阴文均可。”陈叔通到上海后立即找到吴朴，陈吴俩人交往甚密，陈与吴朴夫人王智珠是同乡，故请吴朴奏刀。陈叔通说：“毛主席想刻一方藏书印，我这次在沪逗留时间不长，过几天就来取，再带回北京面呈毛主席。”
吴朴（１９２２－１９６６）字朴堂，号厚庵，浙江绍兴人，西泠印社创办人吴隐之孙，幼承家学，擅金石书画，从王学印，入秦出汉，不拘一家，篆法工整遒丽，刀法烂熟，布局紧凑工稳，圆朱文极为娟秀，无滞涩之感。吴朴刻这方印章时，精心妥善处理了“毛氏”和“藏书”四字笔划疏密和布局的矛盾（图３）。他在谈及刻治“毛氏藏书”一印的过程时说：“毛主席身为国家领导，所藏书之多不胜数。书多，盖印多，印面就容易磨损，上下线条又必须一致。”毛泽东对此藏书印章也非常喜欢，据说在他的许多藏书上都钤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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