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既然与人类亲近，又为人们所熟悉，我国古代艺术品中壁画、玉石雕刻、陶塑屡屡出现其仿生形象。商代殷墟妇好墓曾出土片状半浮雕的回首玉狗；河南汉墓随葬的陶塑中，有站立状和卧状的釉陶狗，隋唐墓随葬俑中也曾出现陶守犬。如山西长治唐代王深墓出土灰陶卧犬，昂首前视，前肢伸出，左爪搭于右爪上，生动地表现守犬的警觉和机敏。嗣后，上海宝山区顾村明万历朱守城墓出土一件木质镇尺，其上嵌一件元代玉卧犬，亦属守犬类型。前肢前伸，右爪搭于左爪，与王深墓出土陶守犬风格一脉相承。同时这件玉卧犬，也是目前所知惟一一件有明确年代，出土地点的出土品，对传世众多的玉卧犬断代上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天津文物公司收藏一件白玉犬（图一），高２、宽８厘米，玉质莹润，圆雕、卧状。身体紧收，体态清瘦。头前视，似在蜷伏中窥视前方。前爪相互交搭，尾蜷曲，腹部阴刻五根肋骨线，玉工把玉狗的躯体各部比例准确协调勾勒出来，同时塑造得极为传神，再加上绝妙的抛光技术，越发显现玉质美和形态美。由于是传世品，没有地层资料或伴出物可资断代，但从玉守犬的风格形态，与王深墓所出陶守犬接近，又介乎朱守城墓所出玉卧犬年代之前，再加上腹部阴刻肋骨线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技法，因此把它定为宋代玉雕作品较为可信。它反映了宋代玉工善于捕捉肖形动物的神态，技巧高超，虽然没有过多的雕饰，却形神兼备，质美无华，不仅是传世宋代玉雕的精品，也说明宋代玉雕更趋于世俗和生活化。明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说：“宋工制玉不特发未有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