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绘画，山水以清初“四王”入手，上宗元四家，花卉取法恽南田。图示《山水》从款题中可知，是他在故宫博物院所见元人黄大痴（公望）《层峦晓色》真迹后，于１９３５年（乙亥）所作。所写山石树木多以干笔皴擦，用笔苍老，气格雄秀，着色以赭色，墨青墨绿合染，深得黄公望“浅绛”遗范。从中即可窥得他的文艺通汇，手眼两高。

尤其值得载笔的是：抗战爆发后，他为免藏书落入敌手，遂将部分藏书移至上海。１９４１年将所藏明清名人尺牍辑为《明清藏书家尺牍》、《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以珂罗版精印行世。对此，郑振铎在题《明清藏书家尺牍》中略谓：“博山博见广闻，鉴别至精，尝以二百金得宋蜀大字本陈后山集于苏肆。所藏尺牍绝无赝品，藏书家外并将以画家及忠烈二集续行墨版”，其收藏之富且精，于此可见一斑。同时他在当时已将访书、收书、藏书看作为中华典籍留根的事业，为不使我国珍贵古籍落入敌手，故在沪期间与郑振铎等一起为抢救珍贵古籍而奔走。郑振铎《求书目录》中记谓：“（１９４０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一）……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钞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足可见他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不遗余力而功不可没。可惜天不假年，潘博山中年因病早逝。因此，他留下的画迹不会太多，敝藏他的画迹，吉光片羽，弥可珍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