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大寨大队创造出“大寨式记工”管理方法，即“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具体作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月底评比总结。评比时根据社员劳动态度、出勤天数、干活质量，就评出一天应得的“标兵”工分（例如１２分）。有了标兵人和标兵工分，就等于有了标尺，其余社员据此衡量自己体力强弱、技能高低、劳动态度等，自报应得的工分（例如１１分、１０分、９分……），然后由大家评议修正。此后，这种劳动管理制度在全国得到推广，许多人民公社印制了类似工分票，按月或按周或按日发给社员，作为劳动所得的计量单位。到年终时，凭工分总数的多少进行“分红”（即分配粮食和其它副食品）。当年，在全国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仅相对于当时的人民币０．２元、０．３元，最低的仅值８分钱。

“工分票”堪称农村人民公社的缩影，如今已不多见，成为颇有收藏价值的一种特殊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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