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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节与门券

    符牌图录》不仅收录了“宋资政殿范仲淹牌”,也为符牌的起源提供了诸多实物依据,如:明代“锦衣卫朝参官牙牌”上刻“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与“出京不用”字样。以后清代,腰牌的作用已到了巨细的程度,如同治二年(1863年)制造,内务府颁发的第1639号腰牌,不仅用途为内务府堂上,且使用者姓名、年龄、面部特征都制于牌上。

    门券的源流是请柬。封建社会,私家花园甚多,但都不对公众开放,官绅名流聚会、游园赏花,少不了请柬相邀,请柬的这种观览游园作用仍保持至今。门券(门票)的大量出现也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北京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于5月20日向公众开放并发售门券,仅10月13日慈禧太后70寿辰这天,游客就达五、六千人。辛亥革命后,皇家园林、名胜古迹、博物馆、公园相继对公众开放,门券的使用就更为广泛,尽管名称不同,但入门凭证的作用是一致的。有关民国时期门券记载颇多,但保存至今的实物却非常有限,怪不得收藏者孜孜以求。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民国门券为少数收藏者所收藏。

    总之,无论是古代的符节、腰牌,或是近现代的出人证、门券,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后,它们作为入门凭证的作用没有变,但使用者及其使用目的却发生了变化。

    (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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