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爱书人不少、藏书人不少、读书人更不少，但像成都人彭雄一样三者兼顾，对古旧书籍达到痴情忘我境界的便少了。彭雄最有特色的是旧课本收藏。彭雄自言小时候因私买连环画而遭父亲暴打，书被扯成两半，从此便跟书结下不解之缘。他经常自嘲：访奇书犹如追偶像，见到自己心爱的绝版书，热血沸腾，冲动难当。他说：“我对旧书古籍冥冥之中仿佛有种使命感，推着我去拯救那些流落于街头地摊的文献典籍，去掉它们身上的污泥尘垢，补好它们的衣衫，让它们住进檀香书柜，重获新生……”
十余年来，从成都猛追湾游泳池到二仙庵古玩市场，从草堂古玩市场到市内各大旧书店摊，每逢星期天，总能见到彭雄淘书的身影。
彭雄先生追求的“对象”花样繁多，从旧报刊、古籍抄本、碑帖，到旧课本、旧族谱，甚至旧契约、旧票据、老照片，凡纸上有字有图的东西都是他的“猎杀”目标。其中最有特色的还是旧课本收藏。从１９８８年至今，彭雄已收集了数百种清代教材和民国时期课本。与此同时，爱屋及乌，他还收藏了大量与近代教育相关的史料，如清代《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清代《教育官报》、清代学生的试卷（乡试、会试）、院试卷结票（科举准考证）、书院史料、民国大学毕业论文及知名教授讲义手稿、民国中小学生成绩单、毕业证书等。他家中的这些历史资料足可以“装备”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
彭雄介绍，学校课本在中国的发展不过近百年历史，它始于清光绪年间。１９世纪末，国力日衰，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有识之士开始深切反思和批评旧教育制度，当时洋务派张之洞、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纷纷上奏朝廷，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清廷迫于内外压力，于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正式颁布《奏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