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19世纪70年代以来，俄国不时以“友好”的姿态出现，中俄关系尚属正常。但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一书中对沙俄抱以极大的警觉，他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沙俄长期以来不停地蚕食鲸吞我国领土的事实表示极大的愤慨，并对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情地加以揭露。同时呼吁加强边防，谨防战争。

在《纪程》中，聂士成为俄国通过《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鲸吞了比东三省还大的土地而深感叹息与愤慨。并通过实地考察披露沙俄仍在不停地蚕食我领土。如关于“耶”字碑问题。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掠夺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在两江汇流处树立新界碑时，又擅自将界碑“立于乌苏里河口，距站三里许窝家口”。聂士成亲自带学生查看测量，指出“中俄分界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此碑应立于伯利城南之通嘴上。今立此处，已属乖舛。……因扩出八十里，以为己有，今固无从挽回矣”。又考证，在吉林珲春东，图们江边的抚夷镇“屯东三里许有岗岭，与各界碑连脉，碑原在上，后经俄人贿嘱旗官移碑于下”丢失一地；在镇附近的中俄朝交界处，有一湖“名哈桑湖，按旧碑原址，湖在中国界内，今移碑江沿上，则以湖西岭岗为界”，俄人又无端占一地；有的地方“时有俄人侵越开道之事”，而腐朽的清官员们“亦遂听之”，俄人“遂得肆其贪黩之志”。有的地方则界限不清，如江东六十四屯与俄屯沟界，宽约一丈，“已近塌平，所余土埂难资永久”等等。通过勘察，聂士成提出“宜商同俄官会立规则”，“清理界限，移置界碑，庶不致积久难移，另生枝节”，“以保永安”。

关于中俄边界防务的情况，作者指出：边界防务上，俄方“沿界周密无遗，凡华路所通，俄必设卡，凡我要路所在，俄必于数十里立镇筑城，斟酌道路之险易，驻以常守之兵”；我方“设防薄弱”，“在在堪虞”，“虽有若无”。至于军队素质，俄军“操法甚为精熟，马亦知号令”；我方是“兵骄将弱，调用实难，且技艺生疏”，“不谙军律”，“以之应敌十不当一”。兵力布置上，也相去甚远，如在双城子俄常驻兵“约有五千，多半强悍”；而清军设防是“兵不满百，将不知兵”等等。因此，“彼此相形，已有胜负立判之势”。

面对强邻如此咄咄逼人之势，聂士成以其军事家的胆识和气魄，从战略高度指出“彼俄人狡焉思逞，我强则畏服，我弱则欺凌”。为今之计“正可整顿边防，严阵以待”，“有事则与相争，无事则安然自守。记曰‘凡事豫则立’，孙子曰‘胜兵先也’，皆先事豫筹者也。”为此，聂士成在书中对中俄要隘一一提出设防的具体方案。

书中还断言：日本是朝鲜的“心腹之忧”。而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国之大患也”。

二 

《纪程》一书的大量篇幅，都是对中俄边界防御问题的设想与建议。

在考察了黑龙江沿江与沙俄交界处之后，聂士成认为漠河、内蒙的海拉尔及瑷珲是防守要地，其中瑷珲为重。《纪程》首先指出：漠河为我最西北之门户，但“守薄防单”，俄国如从此处进攻，则“如入无人之境”，进而“江省上游尽为所据”。所以，应加强漠河防御力量，并沿黑龙江边修道路建兵站，以守边防。同时在江中增加轮船，既可巡逻又可航运。对于海拉尔，他认为虽不最为关键，却是通往内地道路的要口，“亦宜设防，不可疏虞”。《纪程》中对瑷珲的防御作了周密的计划，指出“瑷珲为黑龙江省门户”，俄人在对岸屯积重兵，大有“压瑷珲之势”，瑷珲如失，则江省尽失。对瑷珲的设防，首先是城防，要“固城垣，益兵将”。在建城问题上聂士成提议：弃砖城为土城，既可御炮又易建易修。为两全起见，他令学生绘出砖土城图各一份，供守将选用。其次提出在瑷珲城周围设防，沿江上游30里，有卡伦山，其山地势险要，“临江山上修炮台，平地驻营垒，可保瑷珲，并顾黑河。”而沿江下游70里有三峡山，“亦当筑炮台以制下游……并与卡伦山为左右关键，瑷珲可保，则江省亦可固焉。”若固防江省，瑷珲后路的防御也十分重要。瑷珲西去70余里的匡安岭，两山夹一道，是瑷珲后方的险要隘口，进可攻退可守，在此设防，“有警时悉令军士分伏左右，敌即蜂拥而至，我可左右出奇，包抄其后”，全歼来犯之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进一步设想：再在距匡安岭不远的兴安岭北大岭处设防，这样“一旦事起仓皇，自能胜算之独操矣”。可见瑷珲城若按聂士成之设计布防，不难坚守。

在有关吉林的防务问题上，聂士成认为，吉林与俄接壤颇多，且地形复杂，疆界防御尤为重要，重点集中在黑河口（今黑龙江同江）、珲春和三岔口等地。

 “黑河口者，松花江入黑龙江口也”，紧靠伯力，是俄国一直垂涎的地方，为防卫要地。聂士成认为，如外敌入侵，黑河口至三姓600余里毫无防范，敌必长驱直入，不若在黑河口设炮台，守住第一道关口。如怕黑河口无险可守、三面受敌，可再于富克锦筑炮台防守，同时在两岸驻扎连营，使外敌难进一步，可保“外固内安”。同时对原有的巴彦通炮台也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以利作战。珲春是中俄朝三方交界要口，聂士成一方面对原有城防设施提出改造意见，如加宽加厚城墙，改进炮台等；一方面对珲春周围地区提出统筹规划，如在通向珲春的道口广设炮台、分队驻守。三岔口为中俄边界上又一双方必争之地，聂士成日思夜筹防守妙策，提出三岔口西10里的万鹿沟为通向珲春的要口，其沟长20多里，狭窄难行，“此处若埋设旱雷，一人足当百人之用”。等等。

《纪程》中还对东北地区的总体防务提出建议。建议由齐齐哈尔经伯都讷、长春、法库门到新民屯添设驿道，“无事则官商取便，有事亦利于行军”。强调屯垦实边，“设防之要，在于开荒，否则地广人稀，千余里设防，需兵甚重，军粮转运劳费万端，荒土既辟，则穷民所得兵饷有资。”因此聂士成认为“惟有广招民垦以固本”则“边陲有恃矣。”

三 

《纪程》中充满了对民众的关爱与同情，对国家强盛、民众富裕的执著与向往。体现了一位近代爱国者丰富的思想内涵。

对于开发边疆、发展经济，聂士成主要是对开发有关国计民生的矿业，建立税收制度丰富国家收入和发展商业繁荣边疆提出了一些建议。在考察中俄矿业时，他对比中俄双方的优缺点，指出中方矿业开发的不足和管理的不善。他发现“江省五金矿苗最多”，建议黑龙江将军“就地兴矿，不惟有利于国家”，而且有利于贫苦民众。在漠河时，聂士成一面对俄人强占金矿的行为感到愤怒，一面又为中国“不精矿学，不访矿师”而白白让俄人得利叹息。在矿山的管理上也逊色俄人不少，他了解到漠河官办金矿每日出金量夏季约20两，冬日仅四五两，而对面的俄人金矿夏季可出近3000两，冬季也可达近500两之多，为此他多方向当地矿工以及矿局官员寻探缘由，积极寻找对策。聂士成还对边界税收一事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他在考察中发现“俄境无物不税”，就连乘坐爬犁也要纳税，关税成为俄方一大收入。而中方则对关税放任不管，为此他呼吁加强税收。由税收而推至商业，每到一地，他对当地的商业发展都极为重视，到处宣扬通商的好处，在觐见朝鲜国王时也宣传“通商于朝鲜大有禅益”。

《纪程》中还处处体现了聂士成对民众的同情。他在书中揭露了俄国对留住俄境华人的迫害。在漠河等矿区，俄国人开*场、妓院，从中渔利，使华人“累年积蓄终归徒手”，想回国也无路费，只得留在矿区为其效力。在海参崴“前华人二千余家在彼贸易甚盛，至光绪九年，被俄逐去，房屋牲畜一概入官”。在库页岛，常有上百华人被称“罪犯”征去做苦工，“永禁不出”。对此他提出应该会同中国出使大臣共同商处。聂士成对国内民情也颇为关注，他认为对矿工的严刑致使人心离散，产量稀少。对地主官员重价雇佣俄人的爬犁船只十分反感，“何必瘠民肥邻，殊不可解！”

《东游纪程》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书中涵盖了他追求民富国强、社会进步的爱国思想和强军固边、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翁同龢曾评论说：“看聂功亭《东游纪程》，于中俄边界注意图画，不可谓非有心人矣。”（注：《翁文恭公日记》（未刊稿）第36册，第45页。）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