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向两位良师致以感谢，他们的耐心、大度和睿智使我能够写成本书。他们使我明白：学问，如清代文献及现今研究生研讨会一样，是在共同参与和讨论交流中完成的。他们使我受益匪浅，让我明白教育学生是一种毕生的责任。Harold Kahn在退休后，仍然对我的教育给予长期的担保，这种担保远远甚于任何一家汽车公司所能提供的保障。Lyman Van Slyke慷慨地允许我在任何情况下，与他共享那些睿智思想。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我要感谢Jonathan Spence教授，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是他引领我进入中国史领域；感谢Albert Dien，James Ketelaar，EllenNeska和P．J．Ivanhoe，他们对于我在斯坦福的学业给予了无法衡量的帮助。我还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