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来说，日记所述，大多为平素见闻，述耳闻目睹之事，或抒发自己之感慨。而对于身处高位的*人物来说，他们的日记则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他们的日记涉及许多当时政坛秘闻，故对历史研究者特别有用。即使一般文人的日记，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日记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形势及文化风俗等。这对研究社会史尤其有用。

几年前，我遇到一位资深记者，他向我出示了我们六十年代在北京读书情形的日记，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1966年到1968年的日记，记载了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度过的很不平静的岁月，其中许多篇章现在读起来弥足珍贵。诸如当时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红卫兵京西宾馆抓将军陈再道，以及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悬梁自尽等情形，这些都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新闻。可是，时日久长，即告忘却，而日记则可使人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

利用日记从事晚清史研究，最有成就者当推金梁。金梁，满洲人，清朝亡国后他从事《清史稿》的编撰工作。在编写实践中深感清人日记是十分重要的史料来源。金梁谓：

欲考人物，仅凭正传，既嫌过略；兼述野史，又虑传误；皆不必尽为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难，光宣列传，力矫斯弊，乃采及近人日记，终为史例所限，亦不能尽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记，如翁文恭、李越缦、王湘绮、叶缘督诸家，为时所重，足与曾文正日记并传。其中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²

金梁把翁、李、王、叶这四大家日记全部通读，以人分类，按时日先后，排比整理，编成了有六百余人的《近世人物志》一书。金梁认为，凡近代*舞台上之活跃人物，“略具于斯，其中毁誉，一依原来，不复稍加修饰，以存其真，是是非非，录者不负责也”³。

金梁所录人物，绝大多数是近代*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所述内容准确可靠，比起坊间流传的笔记野史，要可信得多。因此，研究晚清人物与事件，金梁的《近世人物志》是最好的参考书之一。然而，只要仔细排比一下人物，即可发现有些日记的改篡问题十分严重。金梁已发现了苗头，只是没有深谈。日记对于历史研究既然如此重要，但要正确、有效地使用日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考据。否则，日记不仅不能帮助历史研究，反而会引上歧路，弄出笑话。故清人日记的考据问题，是不能不认真讲求的。

(二)          晚清日记之种类

对清人日记而言，按照内容及其特点，大约可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重要*人物日记。如《林则徐日记》《曾文正公日记》《翁文恭公日记》《张荫桓日记》《王文韶日记》等。这类日记对考证史实，了解国计民生等大事以及清廷上层内幕是极为重要的。

其二，学者型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孙宝煊的《忘山庐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等等。时人称李慈铭以日记的“巨册自夸”，可见其分量之重。这类日记，除记日常见闻外，许多是关于作者治学之心得。再如《三愿堂日记》作者为赵彦僻，镇江人，他的职业是课馆与作幕客，闲暇时日则研究金石文学，有所心得，排日书之，其日记起于1839年至1881年，大约每年一册，终身不懈。⁴

当然，学者型日记不止是谈论学问，比如《越缦堂日记》。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德昌用《越缦堂日记》研究当时京官生活，了解其经济来源与支出，交游与活动，兴趣与爱好，揭示了京师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非常成功。⁵可见，日记对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作用。

其三，一般文人日记。这些日记之作者，大多是地位低下的文人或京官，或者外放为县令、道府官员等。这类日记数量庞大，人物众多，有的已刊印，有的则仍为稿本，对于研究晚清时代的*、经济、文化等都有其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陈庆华支持下，在该校图书馆善本室见到恽毓鼎的《澄斋日记》。恽氏长期在翰林院任职，担任起居注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十分活跃。故而他写的日记非常值得重视。恽毓鼎曾据自己见闻，写过《崇陵传信录》，这是一部研究晚清史必读的笔记，闻名遐迩。可是，当我阅读了他的日记之后，发现他在《崇陵传信录》的许多记载，远远不如其日记记述真实，有许多虚假成分。因为笔记是要出版流行的，而日记他则吩咐其后辈珍惜保存，密不示人。可是，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儿子恽宝惠为了妥善保管，将其捐献给了北京大学。

这部日记的发现，可以对许多晚清史实予以考证。如轰动晚清政坛，对清王朝命运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丁未政潮中，恽毓鼎接受了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之巨贿，从而一改其原先立场，对慈禧之宠臣瞿鸿机、岑春煊进行了弹劾，引发的狂飙巨澜，丁未政潮随之而起。慈禧斥逐了瞿鸿机、岑春煊等较为廉洁之军机大臣与重要官吏，重用庆王、袁世凯这些有名的贪官，从而把清王朝最后的一点生气也给毁灭了。细读恽毓鼎之《澄斋日记》，可以清楚看出这段历史之发展脉络，考证当时历史发展曲折过程。

另一部未刊日记是唐烜的《留庵日钞》。唐炬的官位不高，仅仅是一个刑部的主事，但是，因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他记述的光绪二十四年慈禧、荣禄等人迫害维新派的事实，特别值得重视。譬如，关于清廷把六君子送上断头台的真实细节，该日记记述得翔实而又准确：

八月十三日，晴，入署。入署到司堂后闻书吏云：有军机处司员来刑部，亲送交片，未稔何事，咸以为会讯官犯事。比上堂划行文簿，见赵展如侍郎意似惊讶，向满左堂阿公，汉右堂梁公探询消息，盖亦闻有军机处司员到也。适阿堂招印君英菊致询山东司近日职官自缢之案，现如何办法，并屡嘱以尸亲贫苦，既无前项情节，即可速了云云。正絮话间，忽秋审处满汉提调上堂，举止惊惶，嘱各司回公事者咸退，并厉声唤堂书吏速出。余回司向同人讥笑，秋谳诸君，有何事而致作如是举措?方谈次，闻大门呵导声。司役报，刚中堂到。则愈知为会商讯犯，别无他异也。然署门外人声喧噪，大门皂役拦阻闲杂人等，不许阑入，并向门外观者大声云：“汝等候差事出来再看可也。”予始疑讶。忽鲍荟人同年到司具言：谕旨已到，除张、徐两人另候谕旨，刘、杨、谭、林四章京及杨、康六人，均即行处斩。始知所谓军机交片者，乃军机司员亲赉此旨来也。刚中堂派为监斩大臣，故先到。时步军统领崇公，已调京旗各营健卒，在署外巡缴，前门、顺治门一带，皆派兵防护不测。而刑部亦传齐五城司坊官，预备囚车、刽手青衣等差各到。满汉提调分班赴南、北所监视缚犯出。南所三人：为谭及二杨；北所则刘、林及康广仁也。北监犯先绑讫，候南监三犯出，至提牢厅，跪听宣读上谕毕，即饬青衣带赴法场矣。⁶

唐垣的地位不高，但是他记载了谭嗣同及其他几位君子被朝廷匆忙处死的经过，成为最可信的史例。唐氏日记还有一段关于康有为的精彩记录，其文曰：

康有为者，广东南海县人，乙未科进士，分工部主事。此人才气极大，好议论，尤喜谈西学。在籍为孝廉时，即自命为孔子而后一人，粤省官绅士庶，拜门求教者甚伙，所著书说，专崇西学，以为合乎唐虞三代；中国劫运将至，若不亟思变法，则四万万之众必至靡有孑遗种类强矣。又遍谒大僚，舔以富强之策，咸以为宣尼复出，其弟子亦多以四配十哲自命者，若汉唐宋明诸大儒，视之蔑如也。

去冬始干当路，后又台谏之知名者，又纠合同党立为保国会。大意谓，欲保全中国数千年来之道统，与四百兆人之性命，非专攻西法不可，而于朝廷无涉也。何也?盖自古无不亡之国，中国时势已不可为，将来易号改朔，有伊等一辈人，自能立致太平云云。都下士大夫识与不识，或目为奇士，或斥为妖人，气焰尚未大盛。

而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⁷

近年来，随着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深入，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重要作用表示怀疑；还有的认为，康有为本来不是变法运动的主角，康的作用似乎是政变后他和弟子梁启超大造舆论而得到的等等。当我们阅读唐氏上述日记后，这些所谓的“新论”便会不攻自破了。

当然，清人日记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亦十分广泛，如果要再细一些，还可以划分出更多的类别。本文上列三类，只是概略言之。

(三)          考证史实细节，辨别日记真伪

利用晚清日记从事研究工作时，特别要注意日记的改篡问题。中国的封建文人是要面子的，为了种种原因，他们把已经写好的日记进行改删，这样的例子真可谓不胜枚举。因此，要特别注意考据的问题。否则会上当受骗，写出不真实的历史。

日记的改篡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日记的主人生前的改删。比如《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他与康有为来往的记载有的部分就被改删了。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听到《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后，发动来京参加会试的公车联名去都察院上书，同时，他们也寻求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支持。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康有为曾到翁同龢府上拜访。戊戌政变之后，翁氏惧怕受牵连，故而把康有为的名字改为李慈铭，但是，翁氏忘了李慈铭已于前一年去世了。因此，改删出了漏洞。翁氏是日日记曰：“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后来，我们在翁万戈先生支持下，看到了日记原稿本，李慈铭三字是剪贴上去的，做工非常精细，非用强光照射，几乎看不见贴补之痕迹。⁸

李慈铭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长者，何能目为“狂生”，如复原为康有为就好解释了。因为康氏在翁同龢眼中乃真正的“策士”。

翁同龢还对他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897年12月11日)的日记进行重要的改删。其中有半页日记被剪去。而另外补贴了半页，有明显的补贴痕迹。刊本曰：“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⁹

这里，翁氏隐瞒了一个重大的史实，即他屈尊往访康有为，劝康氏留在京师，鼓捣变法。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曰：

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许应揆阻之于恭邸。常熟再持之，恭邸乃谓：“待臣等见之乃奏闻。”奉旨令王大臣问话。¹⁰

又据《南海先生诗集》中《怀翁常熟去国》一首，与翁氏此日所记极有关系。诗云：

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裙，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康氏又对其诗加有附注云：

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¹¹

康氏的注解揭示了翁同龢往访康有为的细节。只是把时间推后了一天，应为十一月十八日。

还有一种情形是日记主人作古之后，他的后代为了替他们前辈评功摆好，美化拔高，往往也在日记上做手脚。故在用日记进行研究工作时，需要仔细加以斟酌辨别。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这部日记被许多研究义和团历史的学者使用，却很少有人产生疑问。

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生有奇秉，夙慧冠群”，才华出众，多闻善记，被称为“一时难能之士”。义和团运动高潮到来时，他在北京任总理衙门大臣，与外国使臣打交道，庚子七月，被守旧势力以莫须有的罪名在菜市口斩首，长期以来学者们用《乱中日记残稿》来研究袁氏之活动。后来，我找到了影印的袁昶《袁忠节公手札》，才搞清楚两者的差别，把其中有关庚子义和团期间的两段日记加以对照，便可一目了然。《乱中日记残稿》记曰：

合肥电吉林，述俄外部意，通国财力，尽在铁路，亟求切实保护铁路公司，述俄皇谕，亦不欲与中国开衅。李又谓：业与各国开衅，若再与俄决裂，全局皆危。(观此则知，肥相与俄交情亲切)

同样内容在袁昶手录的电报存稿中记载为：

李鸿章电吉林，述俄外部意，通国财力，尽在铁路，亟求保护铁路公司。述俄皇谕，亦不愿与中国开衅，李又谓：各国开衅，若再与俄决裂，全局皆危。观此，知李与俄交情亲切，大有石郎、刘豫之意。

石郎、刘豫是五代及宋朝有名的奸臣、叛逆，把李鸿章比作石敬塘，可知其对李氏是极为鄙视的。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还有一可疑处，即关于袁昶于庚子五六月间，上书请痛剿义和团，严惩崇信邪术大臣的奏折。《残稿》称：“今晨复命，未叫起，以情乞荣相代奏。昨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即约竹筠于今晨同上之。”¹²多年来，许多学者信以为真。然而，据日本外务省所保存的光绪皇帝于庚子事件结束后，为被杀王大臣恢复原官原衔之上谕称：

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勋，应即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该部知道，钦此。¹³

光绪皇帝此上谕说“朕一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可见，在守旧势力猖獗之时，谁也不敢挺身而出，与守旧势力作对，更不要说向朝廷上书了。袁昶等虽在内心极不赞同载漪等人的愚蠢行为，而在当时最激烈的反抗，也只能是“语涉两可”，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而且，据光绪二十年《随手登记档》与《早事档》诸档册记载，许、袁二人均未曾在此阶段呈递过类似奏折。

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翁同龢日记》在出版过程中，他的家属与张元济一起，删去许多现今看来十分可笑的文字，但有的学者不觉察，便很容易弄出差错。

(四)          访求日记的原始稿本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出版日记甚多，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中国近代日记丛刊，许多优秀的重要的日记均已陆续问世。这些日记的出版，对推动历史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现今所刊日记的版本是否最佳版本?还有没有更原始的版本?这是我们在对清人日记进行考据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余以为，倘能找到日记之原始稿本，对于日记之考证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谨以《翁文恭公日记》为例，翁氏作古之后，其日记归其后人保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元济与翁同龢后人翁克斋曾对翁氏日记进行影印，是为涵芬楼影印本。而后，又有台湾中研院赵中孚先生之排印本，再往后又有中华书局陈义杰的六卷本问世。如果我们要对翁氏日记进行考证，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日记之原稿本。

我的一位朋友谢俊美写了一本《翁同龢传》，由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这是他积十数年之力而完成的佳作。从作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史料时，我们即一起讨论过翁氏历史的许多问题，其中甘苦，我深有了解。作者对翁氏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但是在引用翁同龢日记时，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对日记中改篡进行考据，以至于出了差错。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是作者在叙述光绪初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西洋时，清廷内部的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而作者引用翁氏日记作证，说明翁同龢是大力支持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其实，翁同龢与此有关日记在出版过程中，被张元济与翁克斋先生遮去了一些很关键的话。翁氏之日记原稿云：

晴，雪，风甚寒。写诗于图。饭后出城，晤伯寅，以铁云事托函致孙省斋。适郭筠仙来，遂论洋务，其云：滇事将来必至大费大辱者是也。其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申其妄辩，直是丧心狂走矣。回横街，答陆绅甫。入城，夜绍彭来谈，至子初始去。致书范楣

生。复铁云电。¹⁴

在坊间流行的翁氏日记中，将这一天中间有关郭嵩焘论洋务及电信铁路为必行都删除了，把翁氏咒骂郭嵩焘“援引古书，申其妄辩，直是丧心狂走矣”，也遮去了。故而谢俊美得出翁氏满腔热情支持郭嵩焘出使的结论。

可见，日记之原稿本在考据过程中，能起到任何版本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翁同龢日记如此，其他日记之考证亦均应如此。

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也是一段考证的佳话。台湾著名学者黄彰健先生曾经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中，专门对谭嗣同有名的《狱中题壁》诗进行考证，认为，谭氏此诗经过了梁启超的改篡，并专门写了一篇《论今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一文，该文断言：“谭氏这首诗的真实可靠性是有问题的。”¹⁵

但是，黄彰健先生没有想到，当时有一位叫唐垣的刑部官员在日记中记录了此事。唐氏之日记稿本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之日记中写道：

廿五日，晴，入署。李左堂是日午刻到任。散值回寓，在润田书室遇樊竹臣，小谈。……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相传谭某与林旭最为康逆所重，预谋为亟，想非谬也。

唐氏日记稿本发现，说明梁启超所记载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是正确的，而黄彰健的考证，则是完全错误的。可见，无论学问再深，考证技巧如何高超，如果忽略了日记原稿本，则同样会犯错误。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在对清人日记进行考据时，访寻原稿本该是何等的重要。

(五)          注意发掘日本近代日记中的晚清史料

有些外国人所写日记，与晚清史研究关系亦颇密切。在日本近代史学界，有不少学者注重采用日记来丰富他们历史研究的内容。如从《近卫笃麿日记》，可以窥见近卫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多次交往。近卫日记还记述了许多他在东亚同文会的活动，到长江流域活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颇为密切。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卫日记中有他受张之洞之托，对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压抑、排斥之记载，想方设法把康有为驱逐出日本，对梁启超则施加影响，企图阻止梁启超在《清议报》中发挥作用等等。特别是该日记记述了康、梁等人逃到东瀛之后，力图实现“痛哭求教”的细节，可补中文史料之不足。近卫于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记曰：

入夜，康有为如约而至。此前，中西正树来，共话东亚同文会事。片刻，康有为及林北泉、柏原文太郎一同而来。由中西暂代翻译之劳。寒喧之礼毕，我开口道：“异乡风物无一与贵国相同，朝夕定感不便。”康有为答道：“柏原君恳遇之至，使我更无异乡之感，不胜感谢。”我又问：“东洋时事日益紧迫。今日东洋问题已不独为东洋本身之间题，更已成世界之问题。欧洲列强皆为自己之利害而在东洋相争。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东洋人不可不有独决东洋问题之权利。美洲门罗主义，盖不外乎此意。于东洋实行亚细亚之门罗主义，其义务实由贵我两邦肩负。现今局势此事已不易行。但我最终目的却不可不为此。贵意如何?”

康有为答曰：“实如尊论，悲哉，敝国今次之事变，使渐进之国运再至沉沦。我国皇上虽聪明之至，但不能为一事。皇上之意，亦只祈望贵国之援助。恳祈谅察。”我答：“贵邦事变之大要，几日前梁(启超)君寄来之书简中已详述。我自今春以来就不断接报，  皆言贵国皇帝广招才俊，力行改革。我时感一喜一忧。喜悦之事是贵国逐渐走向开明进步，为什么而担忧呢?其改革未免失之急激，让我常觉会有挫折之感。我国维新，其由来已久，绝非明治前之两三年中之一蹴而成之事。其间经过各种变迁、牺牲几多人命，才有今日之结果。贵邦今次之事，与我维新比较而言，只可说尚在其端绪之时。与外国交涉，贵邦虽比我国时久，但依存旧态，国情保守。今春之改革急剧，实在让我等不胜担忧。今次事变，已如所述，只是改革挫折，虽不当屈从，但愿将来借鉴，采取稍加渐进之方针。”

康答：“鄙国今次之事变，绝非贵说之起因于今春之改革。西太后对皇帝以英迈之姿大行改革、旧习一新等不胜忧虑。改革使西太后深感不便。加之佞人宦官李莲英本有使皇帝退位之事，李暗将自身之安全托于太后，故时时谗讦。由此帝后之间愈加乖离。加之满人荣禄恃太后之宠。恭亲王在世时，各派势力尚可保持均衡，迨其薨后，荣禄渐生取代其地位之野心，由此独当枢要，渐成专权之势。又有袁世凯自率七八千之兵勇，若欲退之，即便有优势兵力亦断行不易。荣禄任直隶总督后，虽有聂士成之兵勇一万加入其部下，但击退袁世凯尚相当费力，莫若不使激变。过去皇帝赐予侍郎之职(开始说是太后所赐之职，我反问之，后改为此)亦未被捋，并对袁更加优待。同时，将董福祥一万四千兵从甘肃调回，欲借口大演习诱出皇帝，以兵力威赫实行废立之举(此事梁启超书简中详细谈及)。荣禄又对太后进谗言，称庆亲王从香港上海银行中，借出对日本偿金一亿两营运私利，以此削其势力。实际事变以后之清国，已成宦官李莲英、荣禄以及担当保护之任之董福祥合力，借西太后张其势力之势。董军由于列强强硬之谈判，已撤退至直隶以外，此甚可喜。”

我问：“已得闻事情大致。我听说南清地方，有志者中有不稳之征候。如果真有的话，定不服太后之处置。此势力猖獗亦定不利于太后，而皇帝复位对于太后派亦是严重之事态。倘若有弑君之时会如何呢?马上会有继嗣困难的问题吧?至此我甚是疑惑。南清人之深意，是杀灭太后派势力就足矣，还是最终要求皇帝之复位呢?(言此之意是，倘若打倒太后，则问题不仅关系皇帝之存废，甚至有可能行共和*吧。)”

康答：“很难讲人都具有相同之意见。但共同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皇帝，改革自不待言，国之成立亦成问题。故皇帝之安全最重，希望皇帝能够复位。此亦是乞于贵国之处。董之兵已被逐出直隶之外，袁内心并非服麿于太后，而是喜赞改革。故谋求皇帝复位此时最宜。贵国如在此时不惜助一臂之力，削弱太后之势力，谋求皇帝复位，其事必成，若事成，贵国之厚恩，鄙邦臣民永不相忘。”

我答：“外交之事，倘若只是贵、我两国便能决定之事尚可。但此事不可不体察列强之态度。非遽然云可否之事。目前情况下只可放言漫谈。当局，或者对支那问题倾心之五六名士亦可通告。我亦会在适当时机担当介绍之劳。”康曰：“感谢感谢。”另告知，如生活有不便之处，我方当尽力。康言谢而去。为记述简要，谈话顺序稍加调整。¹⁶

此段日记，乃康有为在日本“痛哭求教”的最原始记载，表现了他对光绪皇帝的一片赤诚。在交谈中，康有为心急如火，苦苦哀求，陈述了许多理由，以至于达到语无伦次的程度。但是，近卫却无动于衷，最后只答应“放言漫谈”而已。道不同，不相谋。康有为把解救光绪皇帝的愿望寄托于英、日等列强，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上述内容，对于了解康梁在日之处境及其*活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在东京大学明治文库所藏《井上雅二关系文书》中所包括的《井上雅二日记》，已由汤志钧先生整理刊出。

井上雅二(1876—1947)，日本兵库县人，1898年7月开始，到中国旅行，后任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把在华见闻，记人日记，非常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戊戌庚子年间的史实，可补中文资料的欠缺。诸如帮助王照、梁启超从北京逃到天津，再逃往日本的记述，为中国之史料所未见。如1898年9月24日记云：

在北京我们投宿于龟川海军大佐家中。回到北京不久，随即发生了政变，王照逃到我们住处。半夜，将王照托付给山田良政，即去天津。二十六日，于停泊在大沽的大岛舰中会见了梁启超。¹⁷

再如1900年7月23日日记云：

叶瀚来信，磋商及王照之事。决定答应叶瀚的请求，去见领事商量。

《国闻报》主笔方城，六月二十日在天津突围，身无一物地携妻逃来。就保护之事作了商议。

晚上，访小田切领事，谈及保护王照之事。

……

王修植昨天回定海。陈锦涛今日抵达。

又如1900年7月25日又云：

极热，室内九十五度。上午方城来访，谈及北方之事，打算同访陈锦涛，因王照来访而未成行。

王照决定四五日内赴汉口，先与黄忠浩(统率湖南兵二千人之统领，现在日本)和郑孝胥作一筹划，且探听张之洞的意向后作决定。他认为，起用所有不仇视外国人的人，发动兵变以实现我们的行动。他似有意与哥老会人士进行接触。

这些日记对于了解梁启超、方城、王修植的行踪提供了线索，尤其是王照是如何逃离北京，以及从日本返回后参与长江流域自立军活动的情况，都是中文史料所空缺的。可见，日文日记中有关晚清史研究亦不容忽视。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关系至为密切。晚清时期有许多日本人士活动于中日之间，留下不少日记。近期承久保田文次教授相告，已得到宇都宮太郎的日记手稿。其中有许多精彩记述，这对有志于研究晚清时期的中日历史，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总之，深入发掘日本近代日记之手稿，对引深日本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之研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课题。

注释：

1、《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王闿运序》。

2、金梁：《近世人物志》叙。

3、金梁：《近世人物志》叙。

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1页。

5、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版。

6、唐垣：《留庵日钞》稿本，第1册，第118页。

7、同上，第85—86页。

8、金梁：《近世人物志》序言，最早发现此改动疑点。

9、《翁同龢日记》(6)，第3067页。

10、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138页。

11、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342页。

12、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339页。

13、《日本外交文书》，外务省藏版，昭和三十二年，第33卷，别册3，第238页。

14、《翁文恭公日记》，翁万戈藏原稿奉，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

15、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31页。

16、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第195页。译者孙伟珍。

17、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页。

     （资料来源：《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