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年谱之学一向被奉为“大道”，年谱不仅可以补充“国史”、“家传”的不足并订正其错讹（全祖望《施愚山先生年谱•序》），而且“最得知人论世之义”（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朱士嘉指出“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章学诚认为年谱杂糅了记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刘忠介公年谱?序》）

　　我国的年谱编撰工作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先后出现了吕大防编撰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赵子栋编撰的《杜工部年谱》等年谱，吴怀清也在《李二曲先生年谱?序》中指出“年谱之作，肇始宋代”。虽然宋代编撰的年谱的数量还比较少，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辽、金、元等朝，又陆续出现了一些年谱，但存世的不多。自明代以后，年谱的编撰多了起来，到清朝时，年谱的编撰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据来新夏教授在《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一书中的大致统计，清人年谱约有800余种，1000余卷。民国时期，不仅年谱的编撰形式与古代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对谱主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也有所提高。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把年谱与传记并称为“人的历史”，纳入新史学的范畴。身体力行年谱编撰工作的胡适也曾强调年谱“不但要记载他（谱主）一生的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他所编撰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