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馆长、教授任继愈：《清通鉴》是继《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的又一部编年体史书。此书的材料选取颇有眼力。凡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如生产、治河、漕运、外交等大事都没有遗漏。关于明清战争的叙述比较客观。关于民族关系讲的也比较全面客观。此书的“考异”也特见工夫，它不是繁琐的考订，体现了年轻的史学家与老一辈史学家的不同。通鉴这种体裁虽然不是研究专著，但是能够展现历史的全貌，能给人以整体的概念、印象，这一点是其他体裁所不能代替的。不管如何，此书会一直传下去，研究清史的人也非看它不可。

       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清通鉴》的出版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一、《清通鉴》的编撰体例有新的发明。较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后来的通鉴体史书而言，它在几个方面又有了新的创造和突破。其一是在史观上；其二是在取材上；其三是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其四是在研究成果和唤起读者兴趣上。总的评价是，《清通鉴》很好的体现了通鉴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和现实的时代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钟翰：《清通鉴》表明当今的历史研究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有了很大的提高。《清实录》以及数种《东华录》在编撰的体例和观念上都不能与《清通鉴》相比。“考异”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见什么都考，不是繁琐考证，而是对重要的地方加以考辨。不论是研究清史的专家、学者，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工作人员，都有必要参考《清通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蔡美彪：此书的立意采取了传统的编年体，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传统的史书体裁有：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清史稿》作为纪传体史书，不能满足人们学习清史、研究清史的需要。而编年体一方面可以给人提供历史发展的全面脉络和过程，另一方面它给人以历史多方面相互联系的概念。通鉴体史书是学习历史的主要工具。当代史学对纪传体等都有继承，可以说，《清通鉴》为学习清史、研究清史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完备的内容。此书的作者花了很大的工夫。在材料的选取上，力求最原始的材料，同时尽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部书的出版会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对建立历史观念，端正学风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清通鉴》在继承传统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当今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成果，作出了一个成功的尝试。《清通鉴》对清代历史的研究，不是论述式的，而是用历史史料进行表述；而且，它不是史料原文，而是已经经过了今天的消化和理解；经过了消化和理解之后，不是用今人的语言叙述，而是用浅易文言进行表达。因此，《清通鉴》对以后的清史研究的发展将是一个大的贡献。我希望这部书能经受长期的考验，经受的考验越多，它的价值也越来越显示出来，今天的结论只是初步的认识，还不是最后的定论。

       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对于《清通鉴》来说，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这部书的资料是翔实、扎实的，资料工夫是过硬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资料翔实。二、在资料的选取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百多条“考异”确实很见工夫，观点公正、平实，让人信服。三、叙述做到了寓论于史，论从史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清通鉴》总审龚书铎：我认为《清通鉴》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此书的凡例定的非常好，古人著述向来重视凡例，《清通鉴》的这种做法很好，而且全书认真贯彻了凡例的规定。二、既然是通鉴，那就是继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应该符合通鉴的体裁。《清通鉴》对此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如叙述而不作议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倾向。又如夏燮的《明通鉴》有前编，有后编，《清通鉴》也继承了这种做法，将清入关以前定为前编，入关以后定为后编。当然，现在的书不应当与古代完全相同，肯定要有创新。而《清通鉴》在方法、观点等方面就有很多创新，其眼界更开阔，涉及面更广。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