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六十余年，分三段三次进行。清光绪甲午年(1894)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记)去，卒未刻”。至民国八年(1919)，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九年(1920)影印出版了现存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是为李慈铭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至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十期间的日记(中间亦有短暂辍记)。1935年10月，在钱玄同的倡议下，由蔡元培主持，其余十三册日记，仍由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名为《越缦堂日记补》(1936年)，是为李慈铭咸丰四年三月十四曰至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期间的日记(中间亦有短暂辍记和毁失者)。六十年代初，出版界曾有过铅字排印《越缦堂日记》普及本的动议，但未能付诸实施。

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日记手稿数册(传说为八册，实际为九册)音信杳然，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的出版者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使学界难窥日记全璧。

据曾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苏继卿称：三十年代曾在北平遇识樊增祥之女，获知樊氏一直珍藏李氏日记，樊去世后家人将日记转让给某书商；敌伪时期辗转为汉奸陈群(人鹤)所获，抗战胜利时则为汤恩伯接收。因此，郑逸梅在《清娱漫笔》中预言，“所谓已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

1988年3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署名“海波”的文章，题为《关于李越缦<郇学斋曰记>》，该文章披露：这宗珍贵的手稿已经失而复得。后重见天日的这部分手稿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后甲乙丙丁戊集)共九册，记事起自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曰，迄于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中间亦有辍记)。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郇学斋日记》的影印出版，无疑是学界的幸事，使得李氏日记遗稿得以完整流传，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完整的《越缦堂日记》共由九部分组成，分别为：《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茶庵日记》、《桃花圣解盫日记》、《郇学斋日记》和《郇学斋日记后集》。日记起于清咸丰甲寅(1854)三月十四日，迄于光绪甲午(1894)元旦，共四十年。但据《越缦堂日记壬集序》记载，“予自道光丙午始作闩记，至戊申冬辍，阅五年，逮咸丰甲寅春，更为之迄今”。可见，李慈铭从1846到1848年还有近三年的日记，这些日记后人恐怕无缘得见了。

由于《越缦堂日记》的出版前后间隔70余年，又流传不广，因此时至近期，对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一些介绍性文章仍然未能揭示其全部内容。2004年4月，广陵书社重新整理影印出版完整的《越缦堂日记》，并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重视，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