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编成的十二朝实录，篇幅不等，若干种之间相差颇为悬殊。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体相同，举凡*、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网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钜帙。

《清实录》全书体例相同，在时间上前后衔接。各朝实录均依凡例所确定的准则，按年、月、日逐一叙录，结构比较严谨规范，史实记载在时间上也清楚明了，便于查索。但因叙事严格按照发生发展变化的时间顺序，分别记于不同时日，乃至不同卷目，遂造成记载前后割裂的情形。一件完整的史事，往往被年、月、日、分割成不少碎片，使得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作为官书，《清实录》的编纂因受朝廷干预影响而造成失实之处较多。编成之后，藉“体例不合，用字不妥”而重新改为之事屡有出现。如《太祖实录》初修於崇德元年，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五年重修，至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四年又作三修；《太宗实录》初修於顺治九年，康熙十二至二十一年重修，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四年三修；《世祖实录》於康熙六年至十一年初修，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四年重修。这三次尚属公开宣布的大规模修改，其余个别窜改之处亦颇可观。使得所录不实，成为各朝实录的通病。近人孟森曾指出：“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清实录》为长在推敲之中，欲改则改，并不似前朝修《实录》之尊重，亦毫无存留信史之意。”[1]相较而言，《清实实录》前三朝改动比较严重，以后各朝则比较少。有意隐没史事、删除史料，也是《清实录》的一个明鲜缺陷。如曾静一案，在《世宗实录》中一字不载。又据《雍正起居注》二年十一月初九日记载：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面奉上论，明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来京前，吏部通知两江总督查弼纳，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等督抚来京会议。同月二十二日记礼部侍郎写迎年羹尧仪注，降一级处分。次年五年月二十二日记载雍正自责对年羹尧“宠信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谕天下。惟有自咎而已。”这些记载皆应为实录所采入，但在《世宗实录》中却全数隐去以掩盖雍正的过失。总的来说，《清实录》作为官方原始史料汇集，以其繁富的内容和严谨的体例，提供了反映清代社会各方面状况的大量史料，不失为清史研究的基本只源和重要读物。有关研究可参阅近人孟森《读清实录商榷》等。

中华书局出版《清实录》影印本，鉴于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影印本多有新添篡改之处，故未据以为底本。其《满洲实录》采用原上书房藏本；太祖至穆宗十朝实录采用原皇史晟藏大红绫本，其中缺者以原乾清宫藏小红绫补本配；《德宗实录》与《宣统政纪》采用定稿本。全书分六十册印行，每册有分册目录，并新增中缝，标明朝年、卷数，系目前底本最珍贵、内容最完备的一种版本。

（资料来源：本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