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机处与古代官制比较

        世人皆称军机处为枢密，而称军机大臣为枢臣，章京为枢曹，大约以军机处比唐宋以来的枢密院。考枢密院始于唐宋，以宦官为之；五代时，始用士人，总揽军政，其权力驾乎中书之上。宋代枢密专管军事，与中书称为二府，若以比五代时之枢密，总揽军政二端，却有相似之点。但军机处非正式机关，光绪大清会典只称为“办理军机处”，军机大臣为“内廷差使”，只有值庐，并无衙署，体制迥乎不同。鄙意若以军机处与汉代尚书省相较，相同之点，似乎更多。缘尚书省始于汉武，纵览天下文书。宣帝以后，其权为中书所分。后汉光武亲总大政，事归台阁，省制尤为隆重，尚书令官位不过千石，尚书官位不过六百石，而贵重用事无比，亦有以侍郎兼充者，与汉代尚书位卑权重者，亦颇相同。李慈铭即主此说。为明瞭官制源流起见，故略述及此。

        二、军机处规制

        欲明军机处规制，须先知康雍两代*之变迁。雍正时所以须设立军机处者，时值西北用兵，清世宗为集中事权起见，以折奏须请旨者，归于军机处，以照例题本，归于内阁，以后遂为一代定制。其实清初虽沿明制，设立内三院，有内三院大学士，后改为殿阁大学士，但康熙初年，有辅政大臣专权，大学士等于虚设。清圣祖亲政后，取消辅政大臣，似乎大学士权力可以恢复，但其实际，康熙一代大学士亦等虚设，而南书房实有权力，为其能批答诏旨，亲承皇帝的意旨也。足徽康熙一朝皇帝集中政权，宁授权于小臣，不欲柄归宰辅。雍正初年，曾设议政处，命大学士尚书入值，后乃改设军机处。不但因内阁距宫禁遥远，不便朝夕召对，且非极亲信之怡亲王鄂张三人不用，实际上为皇帝亲理政事，军机大臣不过供缮写之劳而已。今分述其制度：⑴军机大臣之任命。军机大臣额数，潜力时增至四五人，皆由特简。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与御前大臣及两书房之称行走者相同，所谓“内廷差使”者也。军机大臣之为首者，称为领班，其初每日召见“承旨”者，只领班一人，后始改为共见。照例军机大臣有病，一二日不入值为常事；五日以上，始具折请假。有时诸人皆病，只余一人“见起”，则夸为独对。翁同龢日记记一事极有趣：光绪十九年，军机礼王项上生癣，额勒和布病目，孙毓汶病足，许庚身伤鼻，同时俱请假，只余张之万一人独对，张亦八十余衰翁也。后又有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名目，盖为位卑资浅者而设，直至光绪中，始有补授军机大臣之命，与行走及学习行走者有别。似乎若同一种实官，其实亦偶然之事，因军机处始终不得称为衙门也。相传军机大臣至多不得过五人，多则不利，咸同光绪间用兵之际，有增多至六七人者，领班总揽一切。末一位军机，往往为领班亲信，是否由其保举，不得而知。却极有权，恭亲王为领班时，暗中操纵一切者，李鸿章也；礼亲王为领班时，暗中操纵一切者，孙毓汶也。其名次有一定，在值庐坐位亦有一定，觐见时所跪之跪垫亦有次序，大约以官位及行走先后为序，亦有特旨指定者，盖仿照殿阁之有位次也。自怡亲王以后，亲王入军机者，嘉庆四年有戚亲王，不及一年而罢。咸丰三年有恭亲王，亦不及一年，以不谙体制而罢。同治初，两宫太后垂帘，恭亲王始为军机大臣领班，至中法之战而出军机，继之者为礼亲王。中日战争起时，恭亲王再入为领班。庚子以后，庆亲王为领班，直至改设内阁总理大臣为止。辛亥以后，故宫犹空存军机处名目，与政事毫无关系矣。⑵军机处印信及军机堂。军机处有印，文曰“办理军机事务”六字，乾隆十四年，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八字，其印掌于内奏事处之夸兰远太监。用印时，由值班章京以长二寸、宽半寸、厚一分、上镌军机处三字之金錀，向内奏事处请出银印，用毕依旧缴还。军机处值房称为“军机堂”，至今犹在隆宗门外，房屋不过五间，其南为章京值房。其初皆为板屋，今制大约亦乾隆初年所改建也。⑶军机章京。军机章京之始，据龚定庵文集补编上大学士书中，称为雍正七年始设军机处时，由鄂而泰携带中书六人，张廷玉携带中书四人入值，帮同缮写，以后或由保举，或由特简。至乾隆时，分为满汉两班各八人，每班有领班帮领班各一人，清语称为“达拉密”，后增至四班三十二人。至咸同用兵时，汉章京增至二十一人，事平以后复旧。章京之迁，皆由各部保送传辅，成为定例。初只选用中书，后乃杂用郎员主事，考试其字书端楷，笔下敏给者而用之。世人称章京为“小军机”，以别于军机大臣之称为“大军机”。或拟古称，称为“知制诰”，以比唐宋两制之官位不及者。清代各书纪章京故事者甚多，因军机大臣尊贵缜密，本人既无记述，而他人亦不敢称道其事；不比章京位卑，肯于向人称道，或自己见之笔述，如簷曝杂记、行素斋杂记之类，多可依据。故谈清代掌故，关于章京者甚多，关于军机大臣者甚少，即由于此。所可异者，以军机处的名目，事无不总，名始实不相符。嘉庆十四年，御史何元烺曾经奏请改正名目，奉旨不准，遂相沿百余年不改，清代制度之不伦类，此亦其一端也。

       三、军机处职务。军机处职务，可分为大臣及章京两项：第一军机大臣之职务。每日皆须召见，时在寅卯之间（即午前五六时之际），至迟辰初毕事（即八点钟），盖缘军机大臣“见起”后，各有本衙门应理之事务也。大约封奏直达皇帝，于“见起”前发下，交军机大臣阅看拟旨，称为“早事”。其须见而请旨定夺者，每日不过数件，称为“见而摺”。以纸而请示者，称为“奏片”；其体裁为“恭查某事应如何办理，······，是否有当，伏候训示”。所拟办法是两种者，称为“双请”。军机大臣奉论传与某人者，称为“传旨”，或“述旨”。皇帝吩示后，称为“奉旨”。再拟旨进呈，由内奏事处交下，称为“事下”。传散，然后散。每值事务殷繁，军机大臣有召见数次者，早间称为“早面”。晚间称为“晚面”。所拟旨意，分为“明发上谕”及“字寄”两种，“字寄”即寄信，或称为“廷寄”。“明发”交由内阁发表，“字寄”则由军机大臣签印后，分给各省。乾隆时只由领班军机大臣一人出名寄出，后始改为军机大臣不著姓名。其交在京各部署者，则称为“交片”。字寄用军机处信封，上书军机大臣字寄某官开封，或传谕某官开封，皆由四百里或六百里文书寄出。光绪十年左右，电报初通至天津时，多由军机处用三百里文书交电报局转发。以后由电报发出者，称为“电寄”。此为军机大臣每日应办之事，拟旨多出章京之手，亦有军机亲拟者，多属极重要事件。至其权力之大，在完全操用人之权，大学士、六部、九卿、督抚、将军、提统、都镇、学差、主考、驻外使臣简放时，皆由军机大臣开单请旨。在军机处寄名之提镇道府州县，由军机大臣开单，更不必论；换言之，即文武大小各官之特旨简放者，皆由军机大臣一手操纵。此外照例由军机大臣专任之事有五项：一颁赏蒙古王公之事，二永远加恩之事，三新正加恩之事，四汇缴各部署年终各省所缴朱批上谕之事，五秋审呈进黄册之事。此外由军机大臣照例兼任者，则为方略馆总裁。间有大狱，亦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问。军机大臣与皇帝之关系，颇似今之秘书厅。所至之处，若巡幸、谒陵、驻园，军机大臣皆随同前往，故西苑军机处的值庐，在西苑门之北，圆明园颐和园均有值庐，与隆宗门之值庐，同称为“军机堂”。（按今海淀之军机为军机处公所住宿之地，而非值庐也。）此外考试命题，与夫临时典礼，多由军机大臣拟定。第二军机章京之职务。一为议旨呈由军机大臣改定；二为每日摺奏交内阁后，由章京抄录摺底归档，三年缮修一次，保举最优；三为修方略时，兼充纂修。每日轮二人值班，唯领班不值。凡值班资格较深者，称为“老班公”，其次称为“小班公”。老班公掌谕摺，小班公掌档案及金印，所谓“随手档”者，即按日分地分时，摘录事由，汇记收发谕摺，俾经过之事，一目了然。元旦日无事，则书“太平无事”四字于其日之下；有事，则书“太平有象”四字；万寿日，书“万寿无疆”四字，亦故事也。此外军机章京，例派四人轮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同光时外交关系重要，军机大臣多兼总理大臣，欲使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发生连锁关系，故不得不以章京承值。每次派大员赴外省查案时，亦有调章京为随员者。乾隆时，温福傅恒出征大小金川及缅甸，皆曾请派章京随行。章京出军机处以后，各省督抚以其熟习政情，往往延为上宾，如乾隆时史学家赵览之入李侍尧的幕，即其最著者也。故论军机处权能，章京位分虽低，稳握实权，势耀煊赫，仅稍次于军机大臣而已；然则谓清代政本在军机处，而军机处政本在章京，亦未为不可，比之于古之“知制诰”，实非过论也。

        综论以上情形，可以看出清代*效率有三点：一曰勤，终年皇帝和军机大臣，除万寿及岁终数日外，几于无一日不办事；二曰速，每日摺奏多者至百余件者，或明发上谕，或廷寄，皆于当天办完，未有压搁至一日者；三曰密，军机大臣召见时，太监不得在侧，例由军机大臣末一人挑帘，故有“挑帘军机”之号，进呈黄册时，亦例由末一人抱册进呈。军机处值庐，不准任何人窥探，乾隆时曾命御史一人稽查。军机处所用“苏拉”（即听差），照例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之幼童，以防泄漏机密，故军机处之“苏拉”，称为“小么儿”。后来*疏落，“苏拉”有至五六十岁者，而“小么儿”之称不改。从前京师士大夫的风习，达官多喜延接宾客，有往谒者，无不答拜；惟军机大臣，例不向拜，人亦不以倨傲目之。上述三端，以视今日之庶政业胜者，诚不可同日而语矣。

        军机大臣虽属尊崇，在内廷行走班次，仅亚于御前大臣。（光绪时，御前第一，军机第二，内务府第三，毓庆宫第四，两书房第五。）但亦有叫苦之事：每日召见，皆长跪白事，年老者多觉跪起不便，有初入军机，见面一次，而病至数日者，如光绪时钱应溥是也。残腊新正以及万寿，军机大臣起跪最多，每日有至百余起跪者，盖军机大臣多六七十岁人，故以此为苦事之一。每逢赐宴、赐福寿字、赐御笔书画、赐瓷器、赐燕窝、赐绸缎、赐皮张，所费赏需甚多，尤其进膳及听戏，至少每次非费百余金不可；进贡尤无从预计，而内廷太监赏号，尚不在此数，此为苦事之二。盖由军机大臣本无俸给，各项费用，皆须自备，即临扈出外，川资旅费，亦无公项可支也。若论军机揽权纳贿之事，自不能免，乾隆时和珅为最著之一人；但今日所传和珅抄家清单，实不足据。恭亲王革去议政王，亦由蔡寿祺参劾刘蓉备录，牵连及之，但亦无纳贿确据。清末庆亲王名为簷簋不饬，但所收受者冰炭敬别敬及收门生之贽见而已；纵使老而务得，较之后来，似比较的尚为廉洁也。军机章京饭食及办公费，每年例支万余金，每人所得者不过三百金，亦恃冰炭敬每年每人所得之一二千金而已；而当时人已目为优差，其实章京所图者，是科目及保举，故乾隆时历科鼎甲，多半归于章京出身者。照例章京升迁，除入翰林及官至侍郎者始出军机外，其余官至九卿者，仍照常入值。有清一代、由汉章京而为军机大臣者，凡三十三人之多。人皆视章京为捷径；为章京者，志在升官，不在发财；亦由其时纲纪尚存，人皆自好，不敢轻身试法，以视今日贪污，诚令人感慨系之。

        丁丑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四至六时，历史学会于临湖轩召开史学座谈会。由文如师主讲“军机处”一题，到听众六十余人，历二时许，娓娓而谈，听之忘倦。讲毕，佥以军机处关系有清一代大政所从出，最为重要，而师所讲述者多为书本所不祥，尤非传闻所能得，会众皆盼将此次讲话发表，以供学者参考。钟翰遂将笔记謄正，并呈师阅改后，附刊于此，以飨读者。         钟翰附记

    (资料来源：《史学年报》第二卷第四期，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