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密札中各个隐语所代表的有关人物的真实姓名，过去不少专家、学者，如高劳、黄浚（秋岳）、夏润□、章士钊和邵循正等先生，先后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工作，其中章士钊先生下的功夫尤深，所作贡献也最大。近年来，《近代史资料》，的编者，对高、黄、夏、章所注各个版本作了详细校勘，将各家注释汇拢在一起，重新全文发表，供识者研究参考，并对有些隐语加了编者的看法。一九七九年该刊第三期又登载了史文简同志所著《热河密札订补》一文。该文转引《蕉廊脞录》卷一（吴庆坻著）所录密札的几个片断，补充和订正了《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一、二期高劳《清宫秘史》选录本的舛误，作者还据此对原札有多少通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但是，就密札的考证工作而言，有些隐语至今尚未有解，有些虽有注解，然而各家的看法不尽一致。特别是对密札的寄书者，有的认为第一札和第十二札各为一人，中间十札则为另一人所作；有的认为第四和第十一札寄书者守黑道人，可能是朱智，或者系朱梦元；第七和第十札寄书者樵客，可能是王少鹤（即王拯），但又说中间十札可能是朱梦元所写。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直接影响到对密札内容的理解，而且也关系到对辛酉政变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索。本文则试图根据清代档案，就其中一些尚未得到注解和有分歧看法的隐语，特别是对密札的寄书者，作些初步的考析，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热河密札全文也做为附录，一起发表，供识者研究参考。

一

　　长期以来，在密札的考证工作中，对有些隐语，特别是对密札的寄书者，之所以人言言殊，未能得到明确的答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限于资料的不足，不了解当年军机处的汉军机章京是哪些人，尤其不了解咸丰十一年七、八月间在热河入值的汉军机章京是哪些人。有关记载军机处情况的著作，如《枢垣纪略》、《枢垣题名记》等，一般都只记军机章京入军机处的年月，却不载出军机处的时间。因此，虽然这些书开列了咸丰朝好几十个军机章京的名字，但是人们仍然好似大海捞针，陷于极大的盲目性。为了使考证工作摆脱这种盲目被动的状态，首要的任务在于查找清代档案，弄清楚辛酉政变前军机处汉章京的组成情况，尤其需要弄清楚当时在热河值班的军机章京的情况。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笔者有幸，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记载这方面情况的档案材料。

　　首先，我们找到了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为派清档而开列的一份汉军机章京的名单（军机处杂件·职官履历单，道光、咸丰朝，第四包。）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开列的汉军机章京名单&>这份名单所具时间离咸丰十一年八月密札写作的时间仅早九个多月，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现转录如下。

　　曹毓瑛、吴兆麟、曾协均、王拯、郑锡瀛、冼斌、方鼎锐、朱学勤（抚局）、朱智、张德容（抚局）、许庚身、蒋继洙、蔡兆槐、杜来锡、王恩炳、范运鹏、龚聘英、沈淮、江人镜、李廷萧（按：档案文件的标点符号，均系笔者所加，下同）。

　　以上共计二十名。对这份名单需要说明两点：

　　一、据《上谕档》记载，政变以前，这份名单中的个别成员已有所改变。第一，王恩炳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因病死去，其缺当即由额外行走的范运鹏充补（咸丰十一年二月《上谕档》，一二三一（二），第二四一页。）。第二，三月初，又正式将先前退出军机处的章京胡家玉补充额外行走（咸丰十一年三月《上谕档》，一二三一（三），第一○九页。）。第三，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冼斌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其所遗章京一缺，又由额外行走胡家玉补充（咸丰十一年八月《上谕档》，一二三三（二），第九五页。）。

　　二、朱学勤和张德容名下所加“抚局”二字，表明这两人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值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年十月设立，由恭亲王奕□和留守北京的军机大臣文祥主持。当时规定由军机处派四名章京轮流到该衙门值班。朱学勤和张德容是第一批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值班的章京。这一情况很关重要，下面还将谈及。

　　其次，在《军机处来文》档中，笔者又看到了两件行在军机大臣杜翰、穆荫、匡源、焦□瀛给留守京城军机大臣的咨文。

　　第一件咨文，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行在军机大臣杜翰等给留守京城军机大臣的咨文&>发于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内写道：

　　“照得本处满章京十六员，汉章京二十员，前因陵围人少，不敷办事，拟趁回銮之便，改归两班，三月一轮，以复旧制。今奉谕旨停止回銮，汉章京仍分作三班，满章京亦分作三班，照旧两月一轮。现计本年三、四两月应行接班之英秀、崇缮、英廉、增寿、□玉、额图珲、吴兆麟、胡家玉、冼斌、朱学勤、杜来锡、江人镜、李廷萧，即希贵大臣饬令该章京等务于三月初二日以前，到滦更替，毋许迟误。……”（《军机处来文·内政职官》，咸丰十一年一至十二月札，第二四包。）

　　由此可见，当时二十名汉军机章京分三班轮流到行在值班，每班七员，时间是两个月。这里令人感兴趣的，当然是七名汉军机章京的名字和他们值班的具体月份。

　　第二件咨文，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九日行在军机大臣杜翰等给留守京城军机大臣的咨文&>发于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内容是：

　　“查五、六两月该班满汉章京，除朱智、蔡兆槐两员，现因替班业已抵滦外，其衡光、嵩寿、文吉、庆霖、松龄、曾协均、王拯、张德容、范运鹏、龚聘英等十员，希贵大臣饬令该章京等，务于五月初一日以前到滦接班。……”（《军机处来文·内政职官》，咸丰十一年一至十二月札，第二四包。）

　　这件咨文又开列了五、六两月值班章京的名字。至于关键的七、八两月的换班咨文，很遗憾没有发现。然而按“照旧两月一轮”的规定推算，那么只要从上开二十名章京中，扣除前面两班的十四名，余下的六名，无疑是七、八两月的值班人员。经查他们是：曹毓瑛、郑锡瀛、方鼎锐、许庚身、沈淮和蒋继洙。但每班应七员，现知六人，尚缺一员。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后来终于在咸丰十一年七、八月的《随手登记档》中找到了答案。不仅如此，还从中发现了热河章京轮流排班的重要情况。

　　《随手登记档》是军机处值班章京的收发文登记簿。它逐日记载着当天收到了哪些大臣的奏折，发出了皇帝的哪些谕旨，还有军机大臣的交办事件。每件公文都有详细的摘由和处理的结果。所以，它是了解军机处活动情况的重要资料。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档还载有每天值班经办章京的姓氏。这一点过去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对了解军机处的内部情况却极为有用。现将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七日，即从咸丰帝病死之日至密札中最晚的具文日期，热河章京逐日分班轮值的情况汇抄如下：

　　七月十六日　郑、蒋；　　　　　　八月初二日　方、许；

　　七月十七日　方、许；　　　　　　八月初三日　王、沈；

　　七月十八日　王（郑代）、沈；　　八月初四日　郑、蒋；

　　七月十九日　王（还郑）、蒋；　　八月初五日　方、许；　

　　七月二十日　方、许；　　　　　　八月初六日　王（方代）、沈；

　　七月二十一日　王、沈；　　　　　八月初七日　郑、许；

　　七月二十二日　郑、蒋；　　　　　八月初八日　方、蒋；

　　七月二十三日　方、许；　　　　　八月初九日　朱（工）、沈；

　　七月二十四日　王、沈；　　　　　八月初十日　郑、许；　　　

　　七月二十五日　郑、蒋；　　　　　八月十一日　方、蒋；

　　七月二十六日　方、许；　　　　　八月十二日　朱、沈；

　　七月二十七日　王、沈；　　　　　八月十三日　郑、许；

　　七月二十八日　郑、蒋；　　　　　八月十四日　方、蒋；　　

　　七月二十九日　方、许；　　　　　八月十五日　朱、沈；

　　七月三十日　王、沈；　　　　　　八月十六日　郑、许；

　　八月初一日　郑、蒋；　　　　　　八月十七日　方、蒋。

　　从上开值班情况单中，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第一，当时热河入值章京分三班值日，每班二人，三日一轮。

　　第二，从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初六日以前，共有六名章京轮流值班，其姓是郑、蒋、方、许、王、沈。其中五名即郑锡瀛、蒋继洙、方鼎锐、许庚身、沈淮。这与前面推断的完全相同。另外尚有一名王姓章京。核查二十名汉章京中，姓王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拯。所以这里所标王姓者，当是王拯。王拯又名王锡拯，字少鹤。这说明王拯不但五、六月值了班，而且接着又值七、八月的班。密札中多次提到“少鹤病甚”以及提前回京的情况，足以互相印证。这样七名章京全数凑齐。

　　第三，从八月初六日以后，王拯为朱姓章京替代，同时各班在人员上也作了调整。所以发生这个变化，从密札第三、五、六、十一等札中得知，原来王拯因病从八月初六日缺班，以后再也没有上班，而八月初六日晚上恰好吴兆麟、曾协均、朱智三人调至热河，于是就由朱姓章京接替王拯值班。这个朱姓章京，在其名下还注明一个“工”字，就是工部主事朱智。

　　第四，值班记录不见曹毓瑛、吴兆麟、曾协均三人的名字，这表明三个人都是领班章京。因为在军机处，领班章京在一般情况下照例是不具体排班轮值的。根据前面的总名单，曹毓瑛的名次排居首位，可见其地位尚在吴兆麟和曾协均之上。

　　通过以上这些材料，不但能了解当时所有二十名章京的姓名，而且也认清了在热河当值的七名章京的姓名；同时，还懂得了热河一般章京逐日分班轮值的情况。这样，对密札的考证，就提供了可靠的事实基础。

　　二

　　先来考证密札的寄书者和受书者。在具体考证以前，需说明两点：一，前人对有些隐语已经作了注解，我们认为正确的，文内就直接加以引用，不再另加证明；二，本文所引密札的有关文句，均以《东方杂志》所载高劳本（附印于本文之后）为主。对高本与他本有出入之处，引用时分别予以说明。

　　（一）伯克。

　　伯克并不是寄书者，但它与考证第四和第十一札的寄书者直接有关，所以需要对此隐语先作一番考释。

　　此隐语见于第九札。此人是谁？至今未见有解。

　　从该札所载：“伊欲以此大功，超擢打拉密（按：满语，意即领班章京）”一语，可以看出，此人是一个军机章京，但只是一个普通章京，不是领班章京。

　　该札又写道：“每次该班，无不闹到□□、椒林大受其害。”椒林即蒋继洙。说明此人与蒋继洙同值一班。根据前面所录热河章京逐日分班轮值的记载，这个期间同蒋继洙一起值班的有两个人，在八月初六日以前是郑锡瀛，八月初六日以后是方鼎锐。可见，所谓伯克者，必是这两人中的一个。只要弄清楚第九札写于什么时间，也就能弄清伯克究竟是郑锡瀛还是方鼎锐。

　　据第九札提示，该札“无月日，然列在前书之后，或系同日所发也。”这里所谓“同日”，即第八札所具八月初二日。然而这个日期仅仅是个推论，缺乏事实根据。所以，还不能以此贸然作出判断。

　　那么，第九札实际写于哪一天呢？札中“折报今日已全行告竣矣”一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这说明折报告竣之日，即是第九札写作之时。因此，只要明白折报告竣是怎么回事，又是哪一天“全行告竣”的，第九札的时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经查在《随手登记档》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发下折报两包，共安奏二百一十二封，由堂包封粘贴印花，原单二件存现办匣，折二包存箱，二十二日起逐日开办，报于二十八日办竣，折于八月初一日办竣，原单二件存箍备查。”第十二札亦云：“连日公事甚忙，缘以前内积有二百余件，加以日行，万来不及。闻已调筠轩、笙巢、敏生来。”这就是说，军机大臣要求行在章京到八月初一日把积压的二百多件公文全部处理完毕，并为此调吴兆麟、曾协均和朱智来热河帮办此事。随后，我们从《随手登记档》中看到，自七月二十二日开始，值班章京每天除了办理当天的公文外，还要处理过去积压的折报，并且特别注明“以下十九日发下”或“以下系十九日发下前存报件”等字样。值得注意的是，到八月初一日，有四件奏折，还注有“十九日发下”的字样，如都兴阿折，“报六百里，七月十一日扬州发，十九日发下，八月初一日六百里发回”，等等。但从八月初二日以后，在奏折后面再也不见“十九日发下”的字样了。由此可见，所谓“折报今日已全行告竣矣”的“今日”，当是八月初一日，章京们按时完成了任务。据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第九札写于八月初一日。这一点，从该札最后“文堂未能另禀，祈代禀一切”和第八札“此信仍望呈湖州阅之”的不同用语上，也可证明第九札写于第八札之前。所以，将第九札排于第八札之后，那是后来有人搞倒了。

　　第九札的日期既已确定为八月初一日，那末同蒋继洙一起值班的伯克，就是郑锡瀛，这应该说是很清楚的了。

　　至于为什么将郑锡瀛叫做伯克呢？过去章士钊先生注云：“伯克，新疆大小官职之称”。这纯属一般字面的通常解释，显然同密札毫不相干。又说：“或者有人官瘾甚重，日日梦想作大官，人遂以此拟为绰号呼之。如吴台朗者，大率此类人也。或者因胜保字克斋，有人倚仗胜保，横行霸道，以拟此二字以为讽刺，亦殊难料。”（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见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十六日《光明日报》。）这个说法的前半部分，尚符合郑锡瀛的特点，因为该札讲得很清楚：“自十七日以后，伊竟自鸣得意，谓冰山（按：即肃顺等）为可靠，时时要上堂献媚”，又说他想搞倒曹毓瑛而超擢领班章京。但以伯克来讥讽官瘾甚重，此种先例未曾见过，因而绰号之类，不免使人感到有些牵强附会。至于后半部分的解释，似乎缺乏事实根据，可能属于揣测。笔者认为，之所以把郑锡瀛叫做伯克，其源很可能来自《春秋·公羊传》中“郑伯克段于鄢”一语。原文所谓郑伯克并非人名，郑者姓也，伯是爵号，克是攻克，讲的是郑伯在鄢陵杀了他的弟弟段。这里寄书者借用“伯克”，其意想是用以暗寓此人姓郑之故。此说未知妥否，望识者能予指教。

　　（二）第二、三札寄书者。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先证第二札。据提示，该札“寄书者不署姓名，受书者为朱修伯”。寄书日期是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看来似乎是一封匿名信，寄书者亦未见前人有证。

　　从该札提到的人和事来看，寄书者无疑是军机章京。该札发于八月初三日，那时“口天等尚未到”，即吴兆麟、曾协均、朱智三人尚未到热河。如前所说，其时值班章京有曹毓瑛、王拯、郑锡瀛、方鼎锐、许庚身、沈淮和蒋继洙等七人。因此，该札的寄书者必然在这七个人的范围之内。

　　为确定寄书者，固然可以从各个方面寻找材料来加以证明，但最好、最现成的材料，莫过于第二札本身。该札写道：“口天等尚未到。渠到时，露面等事，弟可稍让伊去。渠喜在出头，而弟喜在藏身也。”这里所说的“渠”，显然指的是吴兆麟。寄书者说：“露面等事，弟可稍让伊去”，所谓“稍让”，就不是全让，且仅限于出头露面之事。寄书者对吴兆麟所用的这种语气，表明他的职位在吴兆麟之上，所掌权力也较吴兆麟为大，否则就不存在“稍让”的问题。吴兆麟并非普通章京，乃是一个领班章京。由此可见，寄书者的身份肯定也是一个领班章京。同时，该札还提到，杜翰（北韦）命寄书者查询满章京裕昭甫泄密事件，他为了使裕昭甫能够减轻处分，曾向焦□瀛（麻老）、杜翰疏通说情。肃顺等（四不）对他较为器重，“请”他先下去，容再斟酌。这些情况进一步说明，此人身份确非一般的军机章京。

　　如前所说，那时“口天等尚未到”，热河的领班章京只有曹毓瑛一人，而曹毓瑛恰好又是军机章京的总领班，名列第一，位次在吴兆麟之前。此人于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军机处，时任鸿胪寺少卿。吴兆麟于咸丰三年二月由内阁中书人直，时任户部员外郎。所以，无论资历还是职位，曹毓瑛都在吴兆麟之上。“露面等事，弟可稍让伊去”这个话，出于曹毓瑛之口，就是很自然的事，其他章京是没有资格用这样的口气来说话的。据此，我们断定，第二札的寄书者当是曹毓瑛。

　　至于第三札，据提示：“寄书者笔迹同前”，即与第二札相同。这里提出了一个笔迹问题。高劳先生在其为密札所加的按语中曾说：“札凡十二通，□其笔迹，首末各为一人，而其中十通，多人所作。”（高劳：《清宫秘史》，见《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二号。）也就是说，他根据笔迹断定，第二札至第十一札，不管有没有寄书者署名，也不管署名的异同，均为同一个人所作。如果我们对于第二札寄书者的论证无误，那末依此推断，第三札至第十一札的寄书者应当都是曹毓瑛。然而这样的结论，却与密札所载内容有着明显的矛盾。第九札有“非意在子建而何”一语，第十一札又有“弟已嘱子建将此稿密藏”一语。子建者，以往学者一致公认为曹毓瑛。如果这两札亦为曹毓瑛所作，岂非与理不合，文理不通！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笔迹鉴定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如果说笔迹鉴定本身无误，确系同一人的手迹，那末就是高劳先生无视密札寄书者的不同署名，而仅仅根据笔迹来论证问题的方法并不科学。过于简单化。同时这也表明，《端肃遗事密札》所载各书，肯定不是寄书者的原件，而是他人的抄件。可惜原书已遭焚毁，无法查核究属哪种情况了。但是不论哪种情况，光靠笔迹来推断寄书者，是靠不住的。事实证明，第二札至第十一札确实并非一人所作，下面还要详细加以论证。因此，对笔迹问题，应区别情况，谨慎对待。

　　那末，第三札的寄书者，是不是曹毓瑛呢？应该说是曹毓瑛。其主要根据并不是因为提示载有“笔迹同前”的字样，而是因为第三札与第二札在内容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第二札提到“宫灯尚无回京消息”，并注明“回京须望阁下图他密，十日容再作信。”说明寄书者对奕□（注：下面有专条证明）回京一事极为重视。而第三札一开始就写道：“宫灯已跪安，日内回京。”可能这一点正是促使寄书者提前写信的主要原因。又如，第二札提到杜翰坚持咨回裕昭甫，还说“口天等到后，无所不至，藏匿拆献等事，亦须提防。我等皆其所忌之人，以后望将印封内通信一事，暂行停止。恐惧以顺变，断不可少。”而第二札也说：“昭甫本日已咨回，光景甚恶。一切俱宜断绝矣。至祷！至嘱！”由此可见，这两封信在内容上是紧密相接的，而且语气和情感也完全一致。所以可断定，第三札同样出于曹毓瑛的手笔。

　　（三）第四、第十一札寄书者。

　　据高本载，第四札和第十一札的寄书者系守黑道人。但不知是何缘故，《近代史资料》编者在转载高本时把“守黑道人”改成了“守墨道人”。“墨”与“黑”虽系两字，其义尚有相通之处。章士钊先生在《热河密札疏证》一文中认为，“守黑义本老子，可得朱字之反，亦可为智字示儆，故疑朱智，以此二字为号”（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见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十六日《光明日报》。）。但他又考虑到咸丰时军机章京中姓朱的，除朱智外，尚有朱梦元其人，最后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甚至认为还可能是别的章京。因此，守黑道人究系何人并没有解决。史文简同志根据吴庆坻所著《蕉廊脞录》的记载，指出《东方杂志》高本所载“守墨（按：原文如此）道人”，似为“守愚道人”之误。“守愚”与“守墨”或“守黑”，其形虽有类似之处，其义则相差很远。这个情况，不仅使章先生赖以考证的基本前提成了问题，同时也使从署名隐语本身包含的寓意来考释两札寄书者的姓名，增加了新的困难，甚至变得根本不可能了。

　　另外，据章士钊先生说，邵循正教授意见，疑守黑道人是江人镜，但又认为可能是朱梦元（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一九六二年《文史》第二辑。）。实际上这两人都不是。江人镜是三、四两月入值行在的军机章京，七、八月份并不在热河，当然不可能是寄书者。至于朱梦元，前列二十名章京名单中根本没有此人，更谈不上是寄书者。据档案记载，朱梦元早已退出军机处，时任掌云南道监察御史。因此，章、邵二先生的推测，都被事实否定了。

　　那末，究竟如何来揭示寄书者的谜底呢？下面通过剖析这两通密札的有关内容，采用对行在章逐个筛选的办法来加以探索。这办法似乎笨拙一些，但比较可靠。

　　第十一札注有“弟已嘱子建将此稿密藏”一语，既然寄书者嘱咐曹毓瑛“将此稿密藏”，可见曹毓瑛决非该札的寄书者。该札又云：“换班已回过。王云，为日无多，可不必换。少翁忧伤成疾，数日不能上班，盼缺不到。昨领班代面，已准其先行回京，惟不准后来效尤。看来月底月初先回之说，未必能如愿矣。”从“少翁忧伤成疾”，“领班代面”可知，王拯，和领班（指领班章京）也不可能是该札的寄书者。该札书写的时间是八月十六日，这时领班章京不仅有曹毓瑛，而且吴兆麟和曾协均业已到了热河。所以，又可把吴、曾二人排除在外。同时，根据寄书者流露的那种月底月初不能如愿按时换班回京的失望情绪，可以断定寄书者一定是七、八两月当值的军机章京，而不是八月初六日晚上才到热河的朱智等三人。因为朱智等三人，是临时调来行在协助工作，不存在换班的问题，而且他们到热河不过十天的时间，尚不至于产生急于先回北京的强烈愿望。相反的，这些思想和情绪，产生于七、八月值班的军机章京，那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据此，不但可以进一步把吴兆麟和曾协均排除在外，而且连朱智也可排除。章士钊先生认为守黑道人很可能是朱智的推测，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并无根据。总之，该札的寄书者不是曹毓瑛、吴兆麟、曾协均、王拯和朱智，是比较清楚的。

　　现在剩下的还有郑锡瀛、蒋继洙、方鼎锐、沈淮、许庚身五人。

　　为查证守黑道人究竟是谁，从第四札中可以看到，寄书者在详细叙述了围绕着御史董元醇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一事，慈安和慈禧同八大臣展开尖锐斗争后，辱骂八大臣是“浑蛋”（按：吴本作“混蛋”），声称：“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指责八大臣“必欲独□其权，是诚何心？”当寄书者听说东太后对八大臣妥协退让时，充满了忧虑，说什么：“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哀叹不止。密札中的这些词句说明，寄书者坚决拥护两太后垂帘听政，反对八大臣执掌朝政，而且同八大臣的怨隙很深，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同时，从第十一札还可以看到，在胜保到达热河的当天晚上，寄书者就登门拜访，居然立即受到胜保的接见，并且长夜“深谈”，一致认为暂勿发动兵谏为宜。胜保当时是钦差大臣，候补兵部侍郎，统率着京畿重兵，负责镇压捻军起义，人称克帅。此人由于多次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居功自傲，骄横跋扈，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寄书者能够获得胜保的器重，享受如此特殊的礼遇，应是一个颇有来历和背景的人物。

　　至于郑锡瀛、蒋继洙、方鼎锐和沈淮象不象上述寄书者这样的人呢？笔者认为都不象。第九札讲得很清楚，郑锡瀛“谓冰山（按：指肃顺等）为可靠，时时要上堂献媚。”而且肃顺同党陈孚恩（即太邱）一到热河，他就去走门路，图“谋恭理”丧仪的差使。象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强烈指责八大臣的书信的。至于蒋继洙，他对郑锡瀛的欺凌，尚且忍气吞声，不敢反抗，因而“大受其害”，更没有胆量去反对权势正盛的八大臣了。方鼎锐在*上是亲奕□而反八大臣的，但他仅仅是个内阁候补中书，同胜保没有堂属关系，并且也没发现他的亲属中有达官显宦，因此，他能受到胜保特殊礼遇的可能性很小。沈淮同八大臣的关系，密札没有反映，但他是咸丰十年十月以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的，到咸丰十一年七、八月间不过十来个月，资历浅薄，官卑职小，也没有靠山。按照当时官场的情形，象胜保这样的人接见他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此，从这四人对待八大臣的态度和同胜保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来看，都不象是寄书者。

　　最后剩下的只有许庚身一个人了。此人正是寄书者，根据有二：

　　其一，据《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九·《许庚身传》载：

　　“许庚身，字星叔，浙江仁和人。咸丰初，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尝代同官夜值，一夕，票二百□，署名牍背。文宗阅本，心识之，以询侍郎许乃普，乃普为其诸父行也，遂命充军机章京。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入直，是命盖异数云。十年，车驾□木兰，召赴行在。是时肃顺方怙权势，数侵军机事，高坐直庐，有所撰拟，辄趣章京往属草。庚身以非制，不许，使者十数至，卒弗应。肃顺□且□，欲中以危法，未得间。穆宗缵业，特赐金以旌其风节，命随大臣入直。”（见中华书局版，列传二百二十六，第一二三九八页）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第一，许庚身是一个颇有来头的人物，他是许乃普的□儿，而许乃普于道光年间在刑部、吏部、户部历任侍郎，后迁至兵部尚书。在咸丰时，又先后历任工、刑、礼、吏四部尚书、侍郎之职，而且长期在南书房入直，是一个颇有声望的人物。第二，许庚身本人也颇得咸丰皇帝的赏识。第三，许庚身在咸丰十年时不畏肃顺的权势，敢于断然拒绝为肃顺起草文件，从此肃顺对他怀恨在心，一直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但未得逞。

　　另据《杭州府志》卷一二六·名臣四记载，许庚身的父亲许乃钊，也是地方大员，官至江苏巡抚。许庚身同恭亲王的关系也很密切，“咸丰十年巡幸木兰，同列散直，庚身谒恭亲王于长辛店自效，……”。

　　许庚身的这些情况，正与寄书者的声情神貌相似，同时也说明了寄书者与八大臣势不两立和受到胜保器重的原因所在。

　　其二，第四札中有这么一句话：“克帅昨于密云发一报，（马递。）不卜何事？今日已散，尚未发下。”说明寄书者对那一天公文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一点，除了当天的值班章京以外，恐怕其他人是做不到的。据提示，该札的书写日期是八月十三日。夏闰□的手抄本更具体指出，该札写于“十三日二更”。而八月十三日那天的值班章京，恰好是郑锡瀛和许庚身。这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寄书者就是许庚身的又一个有力的证据。

　　史文简同志指出，《东方杂志》所载“守墨道人”，似为“守愚道人”之误（史文简：《热河密札订补》，见《近代史资料》总三八号。），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守愚”二字，按照浙江方言的切音，接近于“许”字。寄书者取“守愚”二字，其用意可能有双重意义：一则寓姓，二则戒骄。至于许庚身为什么自称道人，尚不清楚。这也许是当时一些社会名士的风气吧。

　　（四）第五、第六札寄书者。

　　据提示，第五札“寄书者笔迹同前”，即与第四札相同。第六札又与第五札的笔迹相同。第四札的寄书者是守黑道人，即许庚身。如以笔迹来推断，第五札和第六札的寄书者，当然也是许庚身。然而考之第十一札与第六札的有关内容，证明这里的笔迹鉴定是靠不住的。依此来推断寄书者，就会导致错误。

　　在第十一札中寄书者写道：“少翁忧伤成疾，数日不能上班，盼缺不到。昨领班代面，已准其先行回京”。这就是说，由领班章京而不是寄书者本人，向赞襄政务王大臣汇报后，才批准王拯提前回京的。然而，同一件事情，在第六札中却是这样写的：“少鹤病甚，弟为说于四不，故得先回”。这里表明，是寄书者本人，向载垣、端华、肃顺和景寿面说后，王拯得以先回北京。显然两种提法是不同的。而且，如果第六札的寄书者是许庚身，那就是说，是由他出面向肃顺等说的情。但从他同肃顺的关系来看，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第一，第六札的寄书者绝对不是守黑道人，即许庚身，也就是说，第六札和第十一札、第四札这三通密札的寄书者，并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不同的两个人。第二，说第六札与第四札笔迹相同是错误的。

　　既然第六札的寄书者不是守黑道人，那末是谁呢？其实第十一札讲得很清楚，这个人就是领班，而且也只有寄书者是领班，上述矛盾才可以得到恰当而又合理的解释。

　　那末，第五札是否也是领班写的呢？回答是肯定的。其根据不只是因为提示“笔迹同前”，更重要的是两札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例如，第五札讲：“初六至十六近作，又托少鹤寄回敝寓，嘱即录奉矣。”第六札亦云：“所有本月初六至十六社课，已封交少鹤带回舍间，命即呈正。”又如，第五札说：“蓉老此次已函致之，乞封好饬送。如来纠缠，回复可也。”第六札也说：“杜蓉老已作一信，在少鹤所带家信内，拆尊函时可转交之，借免纠缠也。”再如，第五札写道：“弟公馀以酒浇愁，以牌遣兴，得一日是一日。”第六札也写有：“弟近日公事毕后，不出门，不会客，谨言慎行，心胸颇舒乐也”等等，还可以举出一些。由此可见，第六札是第五札的进一步补充，它们的寄书者就是同一个领班。

　　这个领班又是谁呢？从第五札和第六札的书写日期是八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看，那时领班章京有曹毓瑛、吴兆麟、曾协均三人。

　　是不是吴兆麟和曾协均呢？不是。理由主要有两点：一、第二札讲：“口天等到后，无所不至，藏匿拆献等事，亦须提防。我等皆其所忌之人，……”而第五、第六札的受书者是同一个修伯，即朱学勤。既然朱学勤也是“其所忌之人”，怎么可能给他写这样重要的信呢？二、他们两人并不是七、八月份的带班章京，所以王拯生病，向肃顺等请假的事，不可能由他们出面。否则，岂不是有点越俎代庖了？

　　如此说来，这两札的寄书者又是曹毓瑛了。事实证明确是如此。除了上述两点理由外，如果把第五、第六札与第二札再对照一下，问题就更清楚了。

　　第一，从提示的款式看，第二札“寄书者不署姓名，受书者为朱修伯”，第五、第六札寄书者也不署姓名，受书者也是朱修伯，三者完全相同。

　　第二，从内容来看，第二札最后说：“回京或云九月初三，或云十三、廿三。想至迟亦不过廿三。”第五札一开始就说：“回京已定九月廿三”，这种写法和语气，不正和第二札呼应起来了吗？又如第二札讲：“麻老、加官之进步，（不枚卜而硬定者。）皆自为之，且认老师。廉耻道丧至此，夫复何言！”对焦□瀛和匡源极度鄙视。而第五札又讲：“加官、麻老甚是得意，通典之甘为作用，尤可笑也。”采取的也是讥讽的态度。第二札中曹毓瑛说他“喜在藏身”，并对朱修伯说：“以后望将印封内通信一事，暂行停止。恐惧以顺变，断不可少。至外间酬应之信，亦望转告同人，慎益加慎”。在第五、第六札中，寄书者一再说他“不出门，不会客，谨言慎行”，“公馀以酒浇愁，以牌遣兴，得一日是一日。”这些就是所谓“藏身”之法吧。而且还说：“以后收到弟信，如欲赐答，只望于包封内便附数言，某日收到某日信云云，（弟上去不早，恐有攫去者。）不言其他，较为妥当。”前后处事的方法完全一致。另外，在第二札中，寄书者让朱修伯把文课寄给他，第五、第六札云，寄书者将初六日至十六日的社课托王拯带给受书者，互相交流。这些情况，正好证明第五、第六札的寄书者就是第二札的寄书者。

　　另外，还要指出一点，在第二札中注有“回京须望阁下图他密，十日容再作信。”后因在第二札发出不久奕□即刻回京，寄书者在初六日不得不提前写了第三札。但从第三札初六日的写信日期，至第五札八月十六日的写信日期，间隔不多不少正好十天。这和第二札所说的“十日容再作信”的诺言恰好相符。

　　由此看来，第五、第六札的寄书者也是曹毓瑛，恐怕是不会错的。

　　（五）第一札寄书者。

　　据提示，这一札的特点，是一封“套格密札”，而且“寄书者不具姓名月日。受书者亦无名号。”看起来似乎是一封没头没脑、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密札。实际上，只要注意一下第六札，其谜底是不难揭开的。

　　请看第六札写道：“家言内另有小函，系弟近作习套语，尚祈投到时透于与可，因中有关键也。”这些话说明：第一，寄书者曹毓瑛托王拯带回北京的家信内，另外还有一封短信，当然，从第六札中可知，与家信一起的，除此之外，尚有初六至十六日社课和给蓉老的回信；第二，这一封短信，不是用通常的形式书写的，而是用套语写作的；第三，这一封短信“中有关键”，即有很重要而机密的内容，要求朱修伯收到后，立即交文祥。

　　这里所谓的套语小函，难道不正和第一札是“套格密札”的特征相符吗？第六札讲这小函内有“关键”的东西，再看第一札的内容是否至关紧要呢？确实是极端重要的机密。它一开始就概括地讲述了董元醇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后，八大臣与两太后之间展开尖锐斗争的情况。这在当时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当然，关于这件事的情况，守黑道人即许庚身，在第四札中已经比较详细地通报了朱修伯和文祥。但把第一札同八月十三日许庚身所寄的第四札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有两点重要的补充：第一，在第四札中仅讲“另叫起，耳君（即郑亲王端华）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具体讲了什么负气的话，则没有说明。而第一札却具体写道：“复探知是日见面大争，老杜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政变后，两太后宣布八大臣的罪状时，就抓住了这句话。第二，第一札中讲到：“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这里虽然是以质疑的口气提出问题的，实际上寄书者，确切地讲不仅是曹毓瑛，而是奕□在热河的智囊们（因为第十一札中许庚身也提到“须俟进城，自有道理”），有意向朱修伯暗示回城发动政变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这一点在第四札中是没有提到的。而在当时确实是最大的机密。难怪寄书者再三叮嘱“密之！密之！”由此可以断定，所谓“家言内另有小函”，指的就是第一札。既然第六札的寄书者说套语小函是他作的，无疑第六札的寄书者就是第一札的寄书者，即曹毓瑛。第六札和第一札是一起寄给朱修伯的，所以第一札的受书者，当然也是朱修伯，即朱学勤。至于第一札的写信日期，《近代史资料》编者认为：“据内容，可知该札为八月十二、三日所发。”（《近代史资料》总三六号。）我们认为，这样的推断肯定是早了一些。因为从第四札可以知道，在八月十三日晚上，当许庚身给朱修伯写信时，尚不知道杜翰等顶撞的具体情况。这些情况是后来才打听到的，第一札讲“复探知是日见面……”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不可能是“八月十二、三日所发”。当然也不可能是八月十七日所作，因为第五札中所说的“另拙作一页”，实际上也就是指的第一札。因此，确切地说，第一札与第五札是同一天写的，即也是八月十六日写的。第六札所谓“近作”，那是因为写第六札时，对第一札来说，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其间并无矛盾之处。

那末，为什么第一札不署寄书者姓名、年月，又不写受书者姓名呢？说穿了，其道理很简单。因为第一札是随同第五札一起发的，第五札已经写有受书者的姓名和写信的日期，第一札就没有必要再写了。至于曹毓瑛为什么在原信上不具姓名，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也许封套上已经写明了，信纸上就不写了，这也说不定。

《交发档》所载总理衙门章京成林和沈敦兰之签字&>当时十六名满、汉章京是：联奎、志刚、成林、锦成、文硕、惠麟、瑞璋、秀雯、黎兆棠、梁承光、王作孚、夏家□、沈敦兰、蔡世俊、方□师、陈钦。（军机处《交发档》，第383、385号。）由此可见，所谓成、沈二公者，毫无疑问即是成林和沈敦兰二人。成林，字竹坪，镶白旗满洲人，当时是步军统领衙门的主事，沈敦兰是内阁候补中书。以这两个人的身份，对照一下第七札所引的内容，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为了进一步证明成、沈二公即系成林和沈敦兰，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情况。在政变以后，这两人都得到了提拔和晋升。沈敦兰于同治元年由内阁候补中书提升为户部主事。同年成林由主事补授员外郎。特别是成林，以后更是扶摇直上，同治七年授为通政司参议，同治十二年迁大理寺卿，同治十三年又升任理藩院左侍郎，并转工部左侍郎，光绪四年改授吏部左侍郎。这一切同成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投靠奕□，辛酉政变中竭力效劳是分不开的。

　　九、竹翁。

　　此语见于第八札。据章士钊先生说，人言言殊，争论较多。但概括说来，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竹翁指的是曹毓瑛，象吴庆坻、夏闰□等均持此说。他们的根据是，曹乃恭王亲信，辛酉政变后颇受重用，很快超擢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同时，毓瑛字琢如，竹字与琢字声音相同，而且信札的语气也颇似曹的口吻。另一种就是邵循正教授的看法，认为“竹翁当指绵森。绵森字竹坡”。“渠是满员中最近奕□之人，历任很多要职”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见《新建设》所编《文史》第二辑。）。我们认为，如果脱离密札内容，孤立地谈论问题，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要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则必须结合密札的文字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

　　密札中有关竹翁的文字，高本与吴本尚有出入。高本记载的是：“但连日再面，必招奇□，弟已与竹翁等言之。能将斧柯得回为上策，否则以早回为宜。”但是吴本则云：“但连日再面，必遭奇□。弟与竹翁言，能将斧柯收回为上策，否则早回为宜。”（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一。）两相比较，高本较吴本多了“已”、“等”、“之”和“以”四个字，并且还有“遭”与“招”、“得”与“收”的差别。这里所多“已”和“以”两字，以及“遭”与“招”、“得”与“收”的差别，对文句总的意思并没有影响。但高本所多的“等”、“之”两字，却关系较大，直接影响到说话的对象和内容。这两本孰是孰非，由于原本已缺，殊难作出确切的判断。因此，我们只能分别两种情况来说了。

　　按照高本的记载，与竹翁有关的只是前面一句话，即“但连日再面，必招奇□，弟已与竹翁等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以此看来，我们认为这里的“竹翁”，既不可能指绵森，也不可能指曹毓瑛，而是指的成林。为什么？

　　事情很明显，如果说竹翁是指绵森，那末“竹翁等”，这个“等”字是指的什么人呢？恐怕很难说清楚。何况从第七札中可以看出，寄书者只字未提绵森，足见他们并没有见过面。因此，不但“言之”根本无从谈起，“连日再面，必招奇□”更缺乏前提。如果说竹翁指的是曹毓瑛，那末所谓“竹翁等”，当然只能是指的除寄书者以外的军机章京们。然而他们之间几乎朝夕相处，天天见面。试问：寄书者怎么会说出“连日再面，必招奇□”的话来呢？实际从全句文意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竹翁等”并不是说的早在热河之人，而是指的随奕□来热河之人。他们的行踪和活动引人注目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寄书者在同他们见面之后，力求避免过多的接触，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么“竹翁等”是谁呢？第七札讲“成、沈二公来晤”，说明寄书者于昨天刚会见过成林和沈敦兰这两人，如前所说他俩正是随奕沂来热之人。而且成林恰好字竹坪。把他们二人称“竹翁等”，也说得过去。不仅如此，第七札寄书者同成、沈二公见面时讲的“属邸堂随时小心，缘在内不敢晤谈，防耳目也”，同第八札讲的“连日再面，必招奇□”，两者语气和精神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竹翁”，乃是指的成林。只有这样解释，整个文句才比较合乎情理。

　　至于吴本，与竹翁有关的，当然只能是后一句，即“弟与竹翁言，能将斧柯收回为上策，否则早回为宜。”这里讲的竹翁是个单数，而不是复数。斧柯是指的权柄。所谓“斧柯收回”，即是指的向八大臣夺权的意思。这可不是一般的话。倘若被八大臣得知，是会招致杀身之祸的。竹翁如不是寄书者知根摸底的人，是不会随便跟他说这个话的。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竹翁”是绵森或成林的可能性是不大的，相反的，指曹毓瑛的可能性则较大。为什么？就绵森来讲，一则最近未见过面，二则寄书者方鼎锐同绵森没有堂属关系，两人未必很密切。就成林来讲，我们只要看第七札中方鼎锐同他们见面时，只是把情况“约略告之”，就可以知道，决不可能谈论这么重大的问题。至于曹毓瑛情况就不同了。方鼎锐同他共事多年，相互之间比较了解，而且对曹毓瑛现实的态度和他在奕□集团中所处的地位亦很清楚。因此，方鼎锐跟曹毓瑛说这样的话不但完全可能，事实上也是当时这些谋士们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说竹翁是曹毓瑛的可能性较大，其理由就在于此。也还有一个问题，这是联系下文的“竹兄”引起的。专家们都认为，“竹兄”是指的曹毓瑛。如果“竹翁”指的曹毓瑛，为什么在一封信中，相隔五十来字，对同一个人使用两种不同的称呼？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时还无法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确肯定竹翁是曹毓瑛，而只是讲可能性较大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结合密札文字和具体内容，无论高本或者吴本，说竹翁是绵森，看来是站不住脚的。至于究竟是成林还是曹毓瑛，由于文本的不同，尚不能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但从第八札全文来看，如照吴本所载，则“但连日再面，必遭奇□”一句显得很突然，上下都不接气。不仅如此，它同下句“如有妙策，不妨密示”一句，衔接也很勉强，转折太大。但高本的文句却显得上下连贯，文义通顺，一气呵成。所以对照两个文本，我们认为高本记载的准确性要大一些，从而倾向于竹翁是成林。

　　以上是对密札中部分隐语注释的浅陋之见，未必妥当。应当说明，对密札中有些隐语，仍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有些隐语，如次翁、杜蓉老等，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相信随着密札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使人们对辛酉政变这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情节会有更多的了解。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