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初至乾隆初年，整理明史文献和古史文献相并行。

清初，官方尚未遑于正规的史学建设，汉族文人学者已自发地掀起一个搜集、整理和编述明季历史文献的热潮。从顺治朝到康熙中，野史成风、撰述迭出，当局虽屡兴文字之狱、以斧钺相威慑而不能使之止息，历史文献学呈献出以研究近代、当代文献史料为主的趋向。造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1)、明朝遗民寄托故国之思的一种方式。明灭亡后，清乃以少数族入主中原，这比起汉族内部的政权更替来说，更使较多的士人保持故国风节，思想上不愿意接受新朝统治。但当时以武力复明的希望日渐渺茫，许多人便以文化事业寄托故国之思，整理明代历史文献、追叙明代史事是其中很重要的方式．例如：查继佐《罪惟录》，“桂王之后附以韩主、郑成功及台湾二传。又慨乎言之，则惓惓故国之心可见矣”。^①黄宗羲的许多明史撰述、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等等，都十分明显地表露出对明朝的怀念。叶钤的《明纪编遗》、文秉的《甲乙事案》、李逊之的《三朝野记》等书，更直接题为某地遗民××辑。李逊之自叙其撰史动机，谓之“国恩家教，耿耿在怀”。这都充分表明，明遗民的故国之思，确是清初整理明季文献热潮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2)、晚明私修当代史风气的延续与加强。明朝官方的修史工作比较薄弱，而私修当代史则十分盛行。明朝后期，这种风气绵延不替，直接影响了清初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学者，都从明朝时即已收集明史史料。到清朝初期，他们各自撰写多种明史文献资料，并且以其文献之学勉励后进、传习弟子。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匱藏书》等等，更是从明末已着手撰写，至清初方脱稿成书，这本身就是在明末时研究当代文献史料工作的继续。明末与清初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承续关系，不仅表现在上述这类身跨两个朝代的学者之中，更重要是研治当代和近代史风气的延续，清初学者吸取明人的方法，可以就一时、一人、一事或一类历史现象私撰野史不拘内容广狭，形式多种多样，大大方便了明史文献的整理和撰述。

从明至清改朝换代的结果，不仅没有使晚明私修当代史的风气改移，反而有使之加强的趋势。我国古代有着各王朝断代史书连续不断的特点，易代修史，早已成为惯例。这影响于历史文献学，至宋、元之际就明确形成“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思想意识。明亡后，许多文人学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踊跃整理明代文献资料，如计六奇在《明季北略·自序》中明言：“愚谓天下可乱可亡，而当时行事不可泯……”。这种出于历史事实不应泯灭的意识，以史自任，因而搜罗和整理明代的历史文献的工作对于清初明史文献热潮的形成，起到了更为广泛和长远的作用。

由于明朝私修野史风气的延续，清初学界还进一步形成了私修史不可废弃的观念。他们对既往史书的评论中，多指摘官修史书的义例失裁、内容偏颇。他们认识到官修史多隐讳禁忌的弊病，认为私修史可以补充史事、参互导同。许多史家虽也批评某些野史多臆断诬妄，但皆不否认其史料价值。当时撰述者自题为“野史氏”，名其书为“外史”、“野乘”一类名目者很多，说明学界并未将野史一般地视为卑劣之作。这种观念对清朝官方也有影响，康熙年间虽屡兴文字狱．但并未禁绝野史，却广泛征集野史以供参考。这种状况，增进了学者私下整理明史文献的信念，即使是清朝已经开局撰修《明史》之后，私人撰述明史文仍保持了一段旺盛不衰的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清初的一些学术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十分重视古史(明朝以前)文献的研究，至康熙年间，产生了一些古代史和历史地理的名著，如马驌的《绎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当时虽类属经学，现在看来也应归于历史文献学范围之内。这些著述在当时震动很大，影响深远。万斯同在研究明史文献的同时，也从事于古史文献的研究。这说明在一定时期内，历史文献学所研究的是近代、当代抑或是古代的内容，二者或许出现主流与支流的区别，但并不互相排斥。大致看来，从清初直至康熙中期左右，历史文献学是以搜集、整理、编辑明史文献为主流，仅据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所收载，这段时期明遗民和清人编写的有关明史的书籍与重刻、重印明人私修当代史约二百余种，数量十分可观。康熙中期之后，一方面仍有不少明史文献撰述，另一方面，确实是许多学者已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古远的历史文献方面，出现整理明代历史文献与古文献相并行的状况，这一直延续到乾隆初年。乾隆十年以后，全祖望等人对明代文献的整理还在继续，也出现了《爝火录》、《前明忠义列传》等私人撰述，但已然是比较个别的现象了。

二、乾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考证学风与嗜古倾向。

乾嘉时期，在历史文献学上弥漫着考据风气和嗜古倾向，大多数学者避开或不屑于整理近代、当代历史文献，将精力投诸明以前史料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卓著的成绩。要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1）历史考证。影响大而流传广的代表著作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书着重于校勘文字、考释名物、辨正伪误，王书的重点则在于考证典章制度、地理、职官，这类综合众史记载的著述还有杭世骏《诸史然疑》等等。赵翼《廿二史札记》与钱、王二书齐名，但考据的内容较少，特点在于以归纳方法贯通各代史事，加以评论分析。以考据方法专治一史或几部史书的著述很多，如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汉书辩疑》、《三国志辨疑》、赵绍祖《通鉴注商》、沈钦韩《两汉书疏证》、洪亮吉《四史发伏》、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汪辉祖《元史本证》等等。考证面之广和学术水平之高为前所未有，实为对中国历代史籍做一总的文献学清理。同时，乾嘉学者对各种史籍的注释、笺疏也都充满历史考证的内容。杂考经史的著述如王鸣盛《蛾术编》，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之类以及散见于文集中的历史考证之文则不胜枚举。嘉庆十年前后，崔述撰成《考信录》一书，富于疑古精神，异军突起，是历史文献学的又一重大成就。

(2)旧史籍内容的补充。乾嘉时期的学者将其历史文献学上勾稽、考释功力用于旧史籍内容的补充，为后人阅读史书、择取史料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许多纪传体史书缺少表、志，补充这类内容便成了历史文献研究的热门。早在康熙年间，万斯同就撰有《历代史表》，但主要是为人物立表。乾嘉学者则将补表、补志的范围大为扩展，内容有地理(为各史补写地理志、疆域志、郡县表、舆地表等)、艺文(为各史补写艺文志)、典章制度(为各史补写兵志、职官表、刑法志、食货志等等)、氏族世系等各个方面，力图使史籍从文献学角度看来更为全面、完备。

(3)辑伕。辑补伕失的史籍，是历史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乾隆中期，学者朱筠上书清廷，提议利用翰林院储存之《永乐大典》辑补佚书。《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三百八十五种，其中有史籍四十多种，《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是清代历史文献学上的大事。另外，从多种类书、注疏等古籍的引文中辑补佚书的工作也已开展，如钱大昭、雷学淇等人辑补《世本》、章宗源辑两晋时期史著、王谟辑成《汉魏遗书钞》(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可惜后二人所辑之书又佚失不传。总的看来，乾嘉时期辑佚的成绩主要在于利用《永乐大典》的那部分工作，从各种古籍的引文中辑补佚书，还只是一个开端。

(4)史料文献汇编。这类汇编在乾嘉时期尚不甚多，除一些文章总集包含的历史内容外，著名的有钱大昕《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等等。章学诚在毕沅的支持下主编一部规模宏大的《史籍考》，其主要内容是文献资料的汇集，可惜功亏一篑，未能刊行于世，稿本也散佚失传。清朝官方编辑了大量史书、丛书，如《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四库全书》等，都汇集了大量文献史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历史文献学的成果。

此外，值得提出的还有汪辉祖撰《三史同姓名录》、《九史同姓名略》、《史姓韵编》诸书，已具有史学工具书的性质，这受到当时史学家章学诚的极力称赞。章学诚自己则设想为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编写“别录”，其功用有如今天的“索引”、“引得”。

以上所述乾嘉时期历史文献学内容，仅择其大要言之，未必能囊括当时所有的历史文献著述。从中可见，当时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特点是历史考证，其他都是在考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乾隆四年官修《明史》刊行，是对明朝历史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因为《明史》篡修过程中历经朝野学者讨论义例、鉴别史料和反复修订史稿，是官修史书中最为精审的一种。于是，随着官修《明史》的进展，私撰明史文献渐渐冷清，《明史》颁行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朗，学者便自动地将其研究对象转至其他内容。

第二，清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比康雍时期更加严酷，一般学者为避祸计，不是将文献工作向当代推移，而是转向更古远的时代。乾隆中期开《四库全书》馆，同时在全国严厉查禁野史，这样，就使学术界已有的嗜古倾向更为巩固和蔓延，而无旁顾之余地。

第三，由于野史多而芜杂，早在清初，有见地的学者研治明史，就将考核异同、辨明真伪作为历史文献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如黄宗羲、万斯同、吴炎、潘柽章等人都十分重视明史史料的考订。明朝与清初大量野史的产生，一方面是保存了大量史料，其中有许多是官方极力隐没的史事，另一方面是使记载歧异，给历史文献学提出了空前迫切的考证任务，而对于明史史料的考订作风及方法不可避免地移用于古史文献的研究。再者，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已作出了经史考证的典范，到康熙中后期，研治经学的学者率先形成了古文献考据学风，其治学风格与治学方法势必要波及于史学，使历史文献的研究同样步入考据之途。这样，康熙年间就先后出现考订明史史料和经学文献考证两股潮流，至乾嘉时期则汇合一起，摒弃了近代与当代文献的内容，形成历史文献学上的嗜古考证学风。文字学、音韵学、历算学等学科的新发展，又为历史考证提供了有力工具，助其连续取得丰硕成果，更使嗜古倾向和考据学风陷入一往不收之境。

那么，乾嘉时期针对明代与清朝当代历史的文献工作是否绝迹了呢？当然不是。乾嘉年间，清朝官方不但编撰了实录、方略、本朝典章制度史及各种文献，保存了大量档案，而且仍在编辑关于明朝的历史著作与历史文献，如《明臣奏议》、“续三通”、《明鉴》等等。地方政权主持编写的方志也包含近代、当代历史文献的内容。所有这些，在种类和部帙上并不亚于其他时期。但是，乾嘉时期官修史书与康熙朝修《明史》不尽相同，康熙朝的明史馆是“开门”修史，名流学者不分朝野，皆可参订义例、讨论史料异同，甚至请不与清廷合作的黄宗羲审阅史稿，延聘万斯同以布衣身分参修，这就使官私双方的历史文献研究相促进。乾隆时官方修书，乃是以垄断姿态包揽一切近代、当代文献，独占史学著述的阵地，由皇帝亲自严密控制，迫使私人学者将治学范围限于古典的和琐屑考证的狭小境地。因此，乾嘉时期官方的史学活动和文献工作，不能作为一代学风来看待。不过，学术事业只能有一个发展的大势，而不会是清一色或一刀齐，乾嘉时期还是出现一些私人撰写的近代、当代历史文献，如赵翼《皇朝武功纪盛》、法式善《槐厅载笔》、《清秘述闻》、蒋良骐《东华录》、阮元《畴人传》、陈鹤《明纪》，沈涛《江上遗闻》等等。但这类数量极少的著述，对当时的学风并无多大影响。

三、道光以后近代、当代历史文献学的复苏。

清朝道光年间之后，历史文献学又发展为研治古代与当代文献并行的时期，关于清朝当代史事和明朝史事的撰述日渐增多。这种状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早从乾隆后期，清政权开始走向衰落，嘉庆年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家财政困难，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道光以后，不仅国内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逐渐侵入，清政府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力已大为降低。这样，原先的文网自然放松，给整理和研究明代和当代历史文献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清政权已经历了一百多年到二百年的统治，积累了许多有待整理和记述的文献与史事，官修《明史》等书因隐讳、疏漏及删节史事而存在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于是，有些人记述和收集清代文献，有些则又开始整理故明文献。如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较详细记述了南明史事。刘宝楠《胜朝殉扬录》则专记明末扬州军民抗击清军而殉难的人物事迹。其他如夏燮《明通鉴》、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徐松《明氏实录补注》等等，皆为对明史文献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清道光之后，社会上又较多地刊刻了明末清初时写成的各种野史，这是历史文献学上出现“明史热”复苏的表现之一。文网松驰之后，更重要的新景象是记述当代人与事的撰述大量涌现，如《碑传集》、《国朝先正事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等人物传记总集，清各朝《东华录》，各种记述当代史事的“纪略”、“纪事本末”等等。这些书稂莠不齐、观点各异，但都保存了大量清代文献史科。

第二，面对清朝的社会危机，有些学者欲以整理当代历史文献或撰述当代史提供治弊救偏的借鉴。如魏源《圣武记》、贺长龄主持编辑的《皇清经世文编》、王庆云《石渠余记》等书，均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列强的渗透和侵扰，是道光朝之后*、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课题，于是，描述对外关系的历史文献也应运而生。如夏燮《中西纪事》、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林则徐《信及录》、署名怡平主人的《平夷录》等等。这些文献大都体现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某些明史方面的撰述同样表现了这种精神，如倪在田《续明史纪事本末》，“著者生于清道、咸之时，曾目睹英兵肆虐京口，以及太平军之兴起，故能注意于南明史事、忠烈遗迹有为而作也”。^②

第三，嘉庆后期，经学考据已步入末途，脱离现实而繁复琐屑的考据愈来愈引起学者的不满。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有所复兴，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大力倡导，这影响及历史文献学领城，促进了对近代和当代历史文献的研究。但是，对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还有可开发的余地，并不象经学考据那样日暮途穷。因此，尽管研治近代、当代历史文献的声浪高涨，古史文献的整理仍在进行，并且有显著成绩，如黄奭、汤球等人对古代史籍的辑佚，姚振宗对《汉书》、《隋书》艺文志、经籍志的拾补考证，水平皆超过乾嘉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也发生分化，一派仍沿袭乾嘉学派的方法，另一派则象清初顾炎武那样以古筹今，如研究元史和边疆地理历史的热潮兴起，这适应当时巩固多民族统一和对付外来侵略的某种需要。

总之，清道光朝之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是古代与近代、当代相并行的，近代、当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复苏，对古史文献的研究仍保持发展的势头，经世致用渐渐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主导思想，但沿袭乾嘉学派旧路的学者也有不少，各种风格的学者都各自取得历史文献研究的丰硕成绩。到清末之际，反满革命运动兴起，革命派也将历史文献学作为斗争的武器，他们搜集、刊布明清之际的野史，撰述清朝史事，以揭露清朝军队对明朝军民的屠杀以及清廷的残暴、腐朽。这实际是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这里就不论列了。

纵观整个清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可以看出：*背景对历史文献研究有很大影响，但文献学又存在相对的独立性。一个学科愈成熟，它的发展就愈加具有自身的规律和趋势。清朝初期，历史文献学本身就具有整理明史文献的要求。清政权并不喜欢人们侈谈明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接受汉族的这个文化传统。乾隆朝禁绝野史，是在《明史》刊布之后，实际上早在此前，私人的明史文献研究已呈现颓势，可见嗜古倾向与考据学风不单纯是文字狱所造成。道光以后历史文献学的新变化，更不是清廷提倡什么或扼制什么的结果，只是出现了对文化事业宽容的*背景，至于其具体地如何演变，取决于时代与社会的需求及文献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因此，不应将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一时风气、思想倾向等等，都视为*之下纯粹被动形成的现象。

注释：

① 谢国桢。《增订晚咀史籍考》卷一，张宗祥，〈罪惟录跋文〉。

② 同上，卷九。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迅》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