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学者如尹韵公的《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4，罗继祖的《毛文龙功罪》5以及李尚英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和《明与后金对辽沈地区的争夺述评——兼论毛文龙与毛家军》6。对毛文龙的功罪，言人人殊，各抒己见，或云始忠后叛，或云有过亦有功，或云功大过小，或云功过相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际兹改革开放学术争鸣之秋，讨论不厌其详，固不必强求一致也。 

翰于1989年10月被邀去日本东京访问一个月，乘暇参观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珍稀善本，琳琅满目，大饱眼福。同行中见立夫教授检示《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云：“此原版也，殊不多觏!”我翻阅一过，愿得一复本，后卒以一册相贻。返国后，持以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旧藏日本传抄本两种相勘比，各有大同小异，疑非出一源，知流传友邦者非一本，可断言也。翌年10—11月，我又被邀再访日本两个月，承滨下武志教授邀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做过一次报告，即以《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为题，并获神田信夫、松村润诸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敢不言谢。顷因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郑梁生教授约稿，苦无以为应，爰据当年报告提纲，补缀成篇，聊以报命，尚祈方家雅正。 

一 版本异同 

兹以我于1989年复印的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本为A本，而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旧藏日本传抄本为B本，两相对勘，互有异同。李《跋》与李文多有刊误，可资参阅。 

 1．错简  A本页2末脱页3—8  B本不脱 

          A本页20末脱页21—27  B本不脱 

          A本页38末脱页29—40  B本不脱 

A本所脱诸页均在各页8、27、29之后，实为错简，非脱页也。李《跋》列表以示之，最为简明清晰。 

 2．错行  A本页5有：如鹿岛及小注从省 

                      如常山岛及小注从省 

          B本作：如常山岛，小注从省 

                  如鹿岛，小注从省 

两本小注全同，而两岛一在前，一在后，迥乎不同。 

 3．异字  广禄岛  两见A本。 

          广鹿岛  两见B本。 

    一岛同名异写，且非一次偶然笔误，其为不同版本来源可知。又如： 

    宇吉留两月，见A本； 

    宇吉领两月，见B本。 

    费军实二三十万，见A本； 

    费军实二十三万，见B本。 

    两本虽一字之差或一二字倒置，而意义各别，一为约略之词而一为确数，不可混为一谈。 

4．脱字  兹举例如次： 

A本：将军孤军抗敌， 

B本：脱“将军”二字； 

A本：尚可多谷十余万石矣， 

B本：脱“可”与“石”二字； 

A本：折色数万， 

B本：脱“数万”二字； 

A本：此四月以后之情形也， 

B本：脱“此”字。 

A本：复镇江、宽甸、叆阳、凤凰城、横江， 

B本：脱“城”及“横江”三字。 

钞胥每易脱字，自是常事，如“将军孤军”连写，则既书将军，很容易脱夺“孤军”二字，他亦类是。但“折色数万”中脱“数万”二字，则仅“折色”二字殆不成词；又“此四月以后”云云，脱一“此”字亦大失原意；又“凤凰城”脱“城”字亦不可省。据两本脱字情况而言，似A本视B本略胜一筹。 

5．两本均误，亦举三例子下： 

①寻卒步兵五千余  A、B两本同，按“卒”系“率”字之笔误； 

②此可以其成功者三  两本同，按“以”后脱“卜”字。 

③顺当事早为之计  两本同，按“顺”乃“原”字之形讹。 

二  本书作者 

 李《跋》有云：“读《毛情》书册，其最后一行，书‘天启癸亥仲秋朔日天都汪汝淳书’。天启癸亥即天启三年。至汪汝淳其人，履历不详，当系毛文龙之门客。如图版陆所书‘生以季夏既望日’，据此一言，特别是说‘生’，便是‘门客’口气之明证。以门客的身分而为其主人写文章，其措辞当然专主乎称颂。所以《毛情》的大旨，揆其内情，可能出于毛文龙之授意，藉门客为之宣扬，并刊印成册，使之广为流传，其间接则为欺骗朝廷而已”7。李氏断定本书作者汪汝淳为毛文龙之门客，甚确。今为补充者，汪汝淳不但为毛文龙之门客，而且是毛文龙的同乡，理由如下： 

书末明署“天都汪汝淳”，据地志与地名辞书，天都有三说：一作位于甘肃固原县西北170里；二作指安徽歙县黄山之最高峰为天都峰；三作位于浙江杭县灵隐山飞来峰之南。一说远处西北，应在排除之列；二说天都峰人烟稀少，亦不应予以考虑；三说杭县灵隐山南一带，似即汪汝淳所署之天都所在。人所共知，今杭县即古杭州府仁和县，毛文龙明云仁和人，然则杭县之汪汝淳自是毛文龙的小同乡了。 

再考之《毛情》本书，首云：“往二三乡人从海上归者，略述彼中情形”；再则云：“今秋将军犹子维新亦自海上来，备述将军英武方略，颇与传者吻合。”里面说的“海上”、  “彼中”和“将军”当指毛文龙而言无疑，“今秋”即天启癸亥(三年，1623年)，《毛情》书稿写成之时，作者汪汝淳应即在杭县，故二三乡人和毛文龙侄毛维新之所以返回老家而来访也。天都定点杭县，与史实吻合。不然的话，如果把天都定在安徽歙县，则“二三乡人”与毛文龙之侄毛“维新自海上来，备述将军英武方略”云云，就无法对他作出交待了。 

三  成书时间 

书末明署“天启癸亥仲秋朔日天都汪汝淳书”，癸亥为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仲秋朔日当是八月初一日了。则本书告成于是年八月初一日当无疑义，李《跋》亦从之。 

细按书中有云：“辛酉腊月之战，畏奴(指努尔哈齐)马窃窥，且弥串堡不能容众，遂迁平岛(汉名皮岛)”。辛酉为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腊月即是年十二月。继而云：“去今两岁，开垦颇多”，如以癸亥为今岁，则去岁应是壬戌1622年。又书中有云：“四年岛中屯田”，从癸亥(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倒推三年，似应在庚申(明泰昌元年，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与所云：“壬戌(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亦无不合”。 

书中一则云：“将军海上三年”，再则云“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三则云：“维新(毛文龙之侄)归，将军慨叹，谓“三年精勤，孤悬海上”，与毛文龙于辛酉(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迁入平岛(皮岛)，至癸亥(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凡三年正合。 

书中又言：“当东事溃决五六年间”，“东事”当指辽东督师杨镐四路出师，进攻赫图阿拉，三路覆灭，唯北路李如柏未进，闻败而返。这就是清史上有名的萨尔浒之役，事在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从癸亥倒推五六年至丙辰，正是杨镐四路大兵溃决之年。 

书中又云：  “将军早岁行边，矢心报国二十年”。从癸亥(1623年)倒推二十年，正是甲辰(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明出师援朝抗倭之秋，毛文龙英年从军，亦莫不合。 

唯所堪注意者，书中所言：“奴自去冬杀阿骨”与“去岁毛将军用间一一离之，奴竟杀阿骨”中之“阿骨”，如果为努尔哈齐的长子褚英的话，我们已知《毛情》成书于癸亥1623年，则这里说的“去冬”和“去岁”应是壬戌1622年才对。但历史事实是，褚英死于乙卯8(明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早于壬戌七年，与此不合，此其一。 

书中又言：“今年三月间，李永芳、杨于渭、王子登、刘爱塔四人见辽民归者众，遣使请降，乞免死金牌、袍段等项。毛将军一一给之。”今据《清史列传．李永芳传》云：  “天命六年，……明巡抚王化贞及边将累遣谍来诱，永芳报其人并书以闻，上嘉奖，赐敕免死三次”9。似李永芳等四人“遣使请降”或毛文龙“累遣谍来诱”之事，容或有之。但据神田信夫教授考证，王子登于天聪元年九月廿一日出发，廿九日抵达椵岛[即皮岛]投奔毛文龙的。按天聪元年为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在《毛情》成书四年之后，很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了。同时也不能否认，王子登等“遣使请降”在四年之前，而真正投降于毛文龙则在四年之后，也不是不可能的。姑记于此，以待它日确证。 

四  注意各点 

1．平岛 

书中提到平岛屡见不一见，据考定10，即今朝鲜椵岛，椵音贾，Kado，汉名皮岛，位于今鸭绿江口外偏西南，属朝鲜。 

2．明季辅臣 

枢辅孙公  孙公即孙承宗11，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字稚绳。明万历进士，沉毅有智略，尤畅晓边事。天启初，累官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以管兵部而兼大学士，故云枢辅也。 

熊经略  即熊廷弼12，江夏(今武汉市武昌)人，字飞白。明万历进士，擢御史，巡按辽东。杨镐丧师，辽事日棘，复起赴辽东宣慰，遂授经略，故云。 

袁经略  即袁应泰13。凤翔(陕西省今县)人，字大来。明万历进士，先授知县，累进兵部右侍郎。巡抚辽东，寻代熊廷弼为经略，故云。 

按书中有云：“熊公甫拔之都间，而袁公复抑之不用”。这里所说的“熊公”即熊廷弼，“袁公”即袁应泰，而“都间”应是指都司14而言，因毛文龙早年以都司援朝鲜，逼留辽东，故云然。然则毛文龙年少受知于熊廷弼，而为袁应泰所贬斥，迄未获重用者也。 

3. 每口月给粮三斗  据袁祟焕后来斩毛文龙，数有十二斩罪之一，即所谓“每岁饷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15。是毛文龙扣兵饷当是事实，然仍月给粮三斗，所言可信。只是需要指出的，“每口月给粮三斗”与“月止散米三斗有半，”细追究起来，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月止散米三斗有半”是指每一兵丁说的，不包括家属在内；而“每口月给粮三斗”，则既包括兵丁也包括男女老少家属在内。两者有很大不同，不可不注意及之。     

4．合兵民已五六十万  书中云：“生以季夏既望归将军，亦于是日将五万众，进屯镇江、宽甸间，逼奴老寨(指佛阿拉)，以窥进取朝鲜，亦已助兵数万，进屯金、复，听候调发，大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五六十万矣”。又云“各岛除选兵外，合有辽男妇四五十万”。依此计算，减去辽男妇外，则毛文龙拥兵已达十万左右。实则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其部将数千人，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即使说在毛文龙被斩以后，其兵丁多半逃散，总不会超过半数以上。那么，毛文龙养兵不过五万，合理的推算，大概三万多一点而已。 

5．额饷三十余万  书中云：“朝鲜……月助饷万石，天津岁三运，登莱岁二运，……通岁约共运米十余万，折色数万不等。……是岁计已有鲜饷十余万，登、津运饷十余万，折色数万，屯种籽粒十余万，通计岁已有额饷三十余万”。与袁崇焕数毛文龙有十二斩罪之一的“每岁饷数十万”16之数相符。则知毛文龙虚报兵缺，多吃空饷，自是事实，不必为之分辩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毛文龙授意他的门客汪汝淳撰此书，使之广为流传，藉以欺骗明廷，似尚有待商榷之处。何者?写书的目的，是为了替毛文龙作宣传，当然是事实。问题是要替他宣传什么?我个人认为毛文龙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了自我生存，不能不在明廷、后金和朝鲜之间走钢丝，特别是毛文龙对明廷更是加倍小心翼翼地争取得到它的保护和支持。在再四阅读《毛情》一书之后，使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作者在替毛文龙评功摆好、诉苦告穷、说些好话，言词中免不了夸大，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欺骗”，一般情况下总是要说些过头的话，虚报空额以便多索取饷银来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好在海上(即东江，亦即椵岛今皮岛)一带站稳脚。本书作者汪汝淳在书中走笔疾呼者，即在于此。至于有一些事实的叙述失误和讹夺，不是作者记忆错了，就是传闻失真，不足为本书咎也。 

注释： 

1．李光涛著《明清档案论文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251—254页。原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1968年。 

2．《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50页。又撰有《袁崇焕の书简につぃて》，载《骏台史学》1962年3月，第113—118页。 

3．手稿打印本，第1—10页。 

4．《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一期。 

5．《史学集刊》，1990年第三期。又姜守鹏撰有《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亦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一期，第22—29页。 

6．前者载于《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二期；后者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五期，第63—69页。     

7．《明清档案论文集》，第252页。 

8．《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三十册，第8967页。 

9．拙著《清史列传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二十册，第6428页。 

10．《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 234页。引自日本田川季三《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一文的考定。     

11．《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二十一册，卷二五0，第6465页。 

12．同上，第二十二册，卷二五九，第6691页。 

13．同上，第二十二册，卷二五九，第6689页。 

14．同上，《袁崇焕传附传·毛文龙传》第二十二册，卷二五九，第6715页。 

15．同上，第6716页。 

16．同上。 

      （资料来源:《清史馀考》,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