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所说：孟森先生“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孟森先生在《满洲开国史》一书中详细分析史料，精湛考证，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以一书为纲，余书为订补。例如，在考辨奴儿干都司卫所时，以何乔远的《名山藏》为基本书籍，广征博引了十余种书籍，最后终于核清了一百八十四卫。即使这一百八十四卫，清统治者在《钦定满洲源流考》一书中，任意增减，其数总为一百八十三，则少去一卫。对此，孟森先生说：“核其卫名，乃少於会典所载者凡五卫，多出於会典所载者凡四卫，以期故与明志分道而驰。细考所少五卫之名，即是建州三卫又加奴儿干一卫、斡朵伦一卫。其去建州三卫者，自为隐蔽其先世之曾受卫职。益之以斡朵伦者，斡朵伦乃清始祖布库里雍顺所居之地，亦为清代切身之关係。又益之以奴儿干者，奴儿干卫与奴儿干都司同名，由设卫而扩之为都司，既欲隐没奴儿干都司，不得不并匿奴儿干一卫。又觉选出此五卫而去之，恐读者一与明志核对，觉其所少之数，适为建州等与清代关係之地，未免露骨，又为捏造四卫，添入其中，遂致蒙混纠纷，不可究诘。”他还指出：“今更核其所添之四卫，乃乌拉卫、哈密卫、额埒卫、弼勒古河卫，共四名。”这四卫也多有其谬误之处。“凡此皆为抽去建州卫名，遂并《明史》《志》文而翻异之。”孟森先生总结说：“所云满洲源流，於明以前未名为建州时，叙述尚明，独于明代之源流，则故为紊乱，以掩建州设卫之痕迹。故知《源流考》非考明其源流，乃使人因考而无从辨其源流而已。”

    第二，以明清两代所撰史书及朝鲜实录相对照，“对读之自明”。清之为明时建州卫，这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满洲源流考》以兴祖于《明实录》无征，藉以推翻建州卫世受明廷官职之事，以曲就清室未臣于明之说。事实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书“七大恨”中就说：“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朝鲜在天命四年五月致书皇太极时也说过：“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化，致书于建州马法足下：吾二国（按指朝鲜和后金）土地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今贵国与大明为仇，因而征战，生民涂炭，不特邻邦，即四方皆动干戈矣，亦非贵国之善事也。”但乾隆时所改之本却写作：“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化，顿首致书满洲国主，吾二国接壤而居，明与吾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孟先生将三书相对照后指出，乾隆改本“将建州卫字样，及君臣名分字样一概窜去，其余改易字句，更无若此之重要，对读之自明”。

第三，从清官书中寻找记载矛盾之处和“漏见于无意中者”，揭发事实真相。《满洲源流考》在介绍明初疆宇时说：“东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之纳殷、东海之窝集等部，明人曾未涉其境。”此段话的意思是说，满洲向居于明之化外，与明廷成为互不相属的敌国。然而，孟森先生在考察了《明史·地理志》和《明史·兵卫志》后指出：“女真向化以后，于辽东都司之外，添设奴儿干都司。《明史·地理志》于山东布政使司详其辖境。有辽东都指挥使司，竟削去奴儿干都司不载，以实其明无东北境之说。然于明之兵制不合，又于兵卫志中仍出奴儿干都司，及所属三百八十四卫之名，两《志》不相关照，自成抵牾。”再如，《明史》本“讳言建州”，但《明史·朝鲜传》不仅漏出建州，而且还漏出了童仓、李满住等人名，再加上其他史书的记载，就使人们看到：清之祖先在臣服于明廷的同时，还“实曾臣服朝鲜”。

明了史实真相，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如果史实不清，真相不明，那么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孟森先生在明清史研究中，详细研究和考察了大量历史文献，以精湛考证明了史实真相的治学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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