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它也是整个广东甚至整个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是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与同时期的相关遗址相比，它的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为系统、丰富，器物制作工艺水平最高，这表明咸头岭文化遗址可能是当时对周边区域有文化辐射力的一个中心聚落遗址。”李海荣说。

回忆起当初自己带队发掘咸头岭遗址，在8、9月的酷暑之下，在遗址现场发掘勘测，每个工作人员冒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滚。“天气异常炎热，一天都是头蒙蒙的，太阳晒得眼冒金星，工地的迹象处理完，立刻跑到有遮蔽的地方躲一会。”李海荣说，尽管如此艰苦，但他对这份工作有兴趣，通过自己亲手的发掘和研究，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文物，解决一些历史文化问题，他的内心会感到很大的满足。

李海荣介绍，深圳咸头岭是环珠江口地区一处典型的滨海史前沙丘遗址，过去曾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2006年3~4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五次发掘，揭露面积为555平方米，取得许多新的学术收获。此次发现的文化遗存包括新石器时代和商时期两个阶段，其中以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重要。

“咸头岭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内涵极为丰富，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灶、房基及大面积的红烧土面等。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主要有釜、碗、支脚等；泥质陶多为白陶和彩陶，还有少量磨光黑陶，器类包括罐、杯、盘、豆、钵等；石器种类有锛、拍、砧、石饼、砺石等。此类遗存可分为五个阶段，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加以推定，第Ⅰ段的年代上限距今近7000年，第Ⅱ段的年代下限为距今6600年前后，第Ⅲ段的年代为距今6400年前后，第Ⅳ段的年代为距今6200年前后，第Ⅴ段的年代略晚于第Ⅳ段。商时期文化遗存所出陶器同样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器类主要有罐、釜、尊和器座等；石器包括锛、镞、砺石等。”李海荣说。

谈及咸头岭遗址发掘的重要学术意义，李海荣举例说，首先它在工作过程中总结出一套沙丘遗址的发掘技术程序，有效解决了固沙的难题，对今后提高同类遗址的发掘水平可能有借鉴作用。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第Ⅰ段遗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所知年代相对准确的最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留物。该遗址还为环珠江口地区距今近7000年至6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年树立了重要标尺，为本地区其他相关遗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咸头岭遗址与环珠江口地区同时期其他遗址相比较，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为系统、丰富，器物制作的工艺水平也最高，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第Ⅰ、Ⅱ、Ⅲ段的遗物在其他遗址中少见，这很可能表明当时这里是对周边地区有较强文化辐射力的一个中心聚落遗址，因此它也是深入认识环珠江口地区新石器时-古学文化的关键之一。

“此外，有迹象表明咸头岭文化的白陶和彩陶受到了湘西地区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比较强烈的影响；咸头岭文化的偏晚阶段则有可能与洞庭湖区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李海荣透露说。

出生于兰州，已经在深圳生活了六七年的李海荣最后呼吁：更好地保护咸头岭及深圳其他文化遗址。“总有人问我，深圳立市才二十多年，有什么古可考？作为深圳的文物工作者，我有义务向他们宣传深圳7000年的历史文化，而不应该一笑了之。”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