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特别批示

　　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绍宗、孙德海和政府工作人员张天夫、杜荣泉四人前往现场探查，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拍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任何的细小疏漏都将会引出意想不到的-灾难，所以河北省有关领导不能不谨慎行事。

　　据郑绍宗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前往河北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由于当时社会情况较为复杂，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因为他们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

　　进入墓洞后，专家们都惊呆了。他们首先走进的是长达30米的南耳室，其中除了摆放几辆战车和供国王乘坐的马车外，还发现有十几具陪葬马匹的骨头，而所有马匹的身上都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郑绍宗拾起来仔细看后，惊喜地对大家说： “从工艺上看，可能是汉代的器物，这简直是无价之宝！”走进北耳室，顿时一股诱人的陈年酒香扑面而来，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个大酒缸和彩绘酒壶，以及许多石磨盘和陶罐等器物，可确认这里应该是一个大酒房。在高达7米的中间大厅里，人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青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特别是地面上的一根长约两寸金针，不仅熠熠生辉，而且工艺也十分精巧。通过细致察看，还发现了在中室西南处有一个尚未打开的后室，想来那应该是墓主的棺椁所在地。

　　了解古墓基本情况后，专家们连夜赶回并向省领导作了汇报。随后，河北省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对于河北满城发现巨大汉墓这一情况，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重视。1968年6月1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在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北京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间隙，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河北省满城县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古墓，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请尽快拿个意见给我。”郭老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很兴奋，第二天便给总理写了封信，初步拟定三位同志前往了解情况并作进一步的发掘计划。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郭老便收到了总理批示“同意”而退回的那封原信。同时，还附有一封总理写给时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和副政委陈先瑞的亲笔信。总理在信中写道：满城古墓的发掘清理工作全部由北京军区根据郭老的意见办理。对于总理的指示，郑维山没有丝毫的懈怠，于6月24日郑重宣布：考古队由保定到满城的车辆及其他物资保障全部由军队负责，军队将对考古安全工作给予最强有力的保护。此外，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

　　军事警戒下的神秘发掘

　　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联合组成，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陵山“军事禁区”。

　　为了保护这些专家在考古发掘中的生命安全，在考古队从当时部队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之前，就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先由一名排长率领三名战士走在最前面进行探路，中间则是考古队专家们，跟在后面的除了应急的军医和防化兵外，还有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担负着护卫任务。

　　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感觉到一阵阵阴冷，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而头顶上也不时地滴落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翼翼地蹒跚前行，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还担心碰坏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在不知不觉中，队员们感觉到墓穴越来越深，且空间越来越大。突然，队员们被一片闪动的亮光所吸引，走近跟前仔细观看，竟是一组摆放得有些凌乱的金银器皿。虽然摆放凌乱，但其数量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而精湛巧妙的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穿过中心甬道，队员们来到了北耳房，那里面除了摆放着十几个高大的酒缸外，还有无数个小陶罐类的酒具。

　　对于有经验的考古专家们来说，这些都是墓主的随葬品。那么，存放墓主棺椁的后室在哪呢？对此，考古队长王仲殊果断地说：“从中间找。”果然，当队员们穿过中间大厅后，终于在最里面的石壁上找到了一堵石门。这堵石门不仅被黏土牢牢封死，而且外表还伪装成黛青色石壁，简直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队员们经过紧急商讨后，认为这堵石门后极有可能就是存放墓主棺椁的古墓核心之地——后室。然而，要弄清后室里面的真实具体情况，就必须从里面打开石门，因为石门外面并没有固定物，想必石门被从里面顶住了。那么，如何进入石门里面呢？专家们进行一番细致勘察，终于发现在石门的上门楣与石洞之间有一个极不起眼的细小缝隙，便认定这里可能是进入后室的通道。然而，就在门洞被凿通的那一瞬间，一股强烈的气味喷涌而出，队员们急忙带上携带的防化兵专用的防毒面具，以免有毒气体致人伤亡。待到毒气散尽之后，专家们决定进入后室探察究竟。

　　两名战士探察后，又有三名发掘人员进洞详细勘察，得知后室石门不仅用巨大条石从里面顶住，而且石门内外也都用黏土封死，中间更是由数十厘米厚的铁水浇注。在考古专家和领队干部们的指挥下，战士们先是将石门内外的黏土剥离去除，发现石门竟是由整块汉白玉石制作而成。石门虽然显露了出来，但并不能轻易地打开，因为石门里面还有一根巨大的条石顶住了它。战士们再次爬进石门里撤掉条石，石门依然是纹丝不动。这时，一位考古专家指出，在石门的某个部位肯定安置有一个门闩之类的东西。果然，人们经过一番仔细查寻后，发现了一个长方形铜质带轴的暗闩。当考古人员把这个暗闩按下去之后，外面的人轻轻往里一推，巨大而笨重的石门竟灵便自如地被打开了。就在石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还没等队员们打开聚光灯，室内就闪射出了一束束金-的光亮。

　　古墓的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南边还有一个侧室，而在后室北侧巨大的石棺床上，当考古人员除去表层朽木灰烬等杂物时，偶然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于是，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可谁也没有想到，一件用金丝和闪亮青玉片连缀而成类似铠甲状的葬服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史记》和《汉书》中有关于汉代帝王、诸侯死后穿用金、银缕玉衣入葬的文字记载，但人们并不曾亲眼见到过实物。古墓中出土如此完整的“金缕玉衣”，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次，在世界上也属首次。

　　“金缕玉衣”被发现之初，由于后室房顶坍塌而将玉衣压成了扁平状，所以并没有发现成形的尸体骨骼。专家们根据 “金缕玉衣”和一件刻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铭文字样青铜器，以及宏大高贵的墓葬规格，初步断定满城古墓应为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胜之墓。

　　郭沫若上山点新墓

　　1968年7月20日的晚上，当郭老在北京得知满城古墓发掘出“金缕玉衣”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希望立即安排他前往发掘现场予以证实。

　　7月22日上午10时许，郭老偕夫人于立群和女儿及陪同人员的车队行驶到满城陵山南侧脚下，换乘一辆军队吉普车向山上驶去。

　　郭老详细地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的尸骨时，郭老觉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后来，郭老回到北京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殊等人说，应该注意在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穴，考古队细致勘察后并没有在玉衣下面有任何发现。

　　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发掘现场没能得到解决，但为了保证“金缕玉衣”的完整性，考古队员采取原封不动的方法将“金缕玉衣”整体迁出古墓，原样运送到北京进行室内整理修复。专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一谜题。原来，墓主人的尸骨就藏在玉衣之内，只不过由于地下水和石灰岩溶解的作用，尸骨已经变成了灰褐色的粉末状，只在头颅内尚残留有一部分牙齿的珐琅外壳。据此专家们便可以肯定：尸骨在玉衣内已经腐朽，仅留下痕迹而已。

　　王仲殊等人汇报说墓室北面的地貌特征也很奇特，这再次引起了郭老的兴趣。于是，郭老在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后，信步向北走出了一百多米，然后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对考古队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考古队员们不解其意，郭老便向大家解说了汉代有“同坟异葬”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做好准备，在此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

　　惊天秘密再发现

　　7月22日晚，郭老回到北京后便给周总理写了一份关于满城汉墓的考察情况报告，并建议由原班人马立即发掘刘胜妻子之墓。1968年8月3日，周总理批示说：“可以按照郭老的设想去做。”8月8日，按照郭老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军区、河北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对发掘第二座汉墓的设想提出了12条备忘录。于是，刚刚休整了10天的考古队员们又一次开赴满城陵山，打响了发掘清理第二座汉墓的战斗。

　　8月13日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的发掘正式开始了。不过，能否成功顺利地发掘第二座汉墓，考古人员的心里并没有十足把握，因为虽然郭老点明了墓地所在，但要想准确找到墓道口则并非易事。为了使发掘工作事半功倍，考古专家们对第二座汉墓所在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终于在距离第一座汉墓墓道口平行往北120米处一片被人工翻动过的乱石堆中发现了一个缺口。专家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墓道所在，随即发掘便从此开始。经过一天的艰苦发掘，官兵们又清除了大约1.5至两米厚的碎石层，发掘出了墓门上方人工开凿的券顶口。果然在当天下午4时许挖出了封堵岩洞门口的卧砖，至此第二座汉墓的墓门全部暴露，又一个惊天秘密即将显露峥嵘。

　　在二号墓的后室里，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一套比一号墓保存还要完整的“金缕玉衣”，而且还有装殓玉衣的镶玉漆棺。考古人员在二号墓的后室里还发现了长信宫灯、朱雀铜灯和朱雀衔环杯等一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贴身随葬品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窦绾”铜质印章，这为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同时，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老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

　　经过20多天的辛苦努力，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在9月17日全部完成。至此，历时111天的满城汉墓发掘工作也宣告结束。

　民主与法制时报　特约撰稿 窦忠如崔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