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绣花一样复原了秦俑”

赵康民认为，上世纪70年代，9个打井农民只能说当初是看到了兵马俑，但并没有将其当一回事。

直到兵马俑被挖出45天后，这些被农民肆意处置的文物出现在临潼文化馆工作的赵康民眼前，他惊呆了，马上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碎片，同时去废品收购站把被农民卖掉的碎片作价收回。他又带领社员用铁筛子把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之后他让社员们把破碎瓦片装了满满3架子车，拉到文化馆。

赵康民把这些陶俑残体碎片作了初步整理，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便亲自到井旁扩大发掘。此后，赵康民整天在文化馆的文物修复室里忙碌，仔细清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像绣花似地进行拼对、粘接，先后修复出两件完好的武士陶俑。“在我的手里，粉身碎骨的陶俑就这样复原了。”赵康民自豪地说。

赵康民回忆，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考察时看到修复的秦俑，曾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了大功。”赵康民说：“那是农民打井时发现的，让我碰上了。”谷牧副总理说：“不对，农民打井打出来了，他们不认识。你碰上了，认识了，你有功嘛。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认识，我也就无功嘛。”

打井农民成为职业签名人

“对发现权索要的真正动机是利益的驱动。”赵康民认为，目前“秦俑热”一浪高过一浪，历久不衰，这也正是31年前原本不成问题的“发现权”在这几年却成了焦点的根本所在。

在这股“秦俑热”大潮中，在兵马俑博物馆开设旅游商店的一个年轻经理，想出了一个绝招吸引游客。他把当年打井时最早挖到陶俑的农民杨志发请到商店，作为“特邀嘉宾”，并私自刻制了一方“世界第八奇迹发现人”的印章，让杨志发专为顾客签名盖章售书。杨志发因此出了名，还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合影留念。

签名不是免费的，是有偿的。商店扣除利润后，杨志发每月能有上千元的收入。受到启发，兵马俑博物馆周围顿时出现了多名“兵马俑发现人”。赵康民告诉记者，高峰时在兵马俑博物馆周围，以“兵马俑发现人”名义签字售书的人有十几个。

打井农民誓为名分争到底

9名打井农民之一的杨新满承认他曾以发现人的名义签名，不过就在春节前他和另一名打井农民杨全义一起拒绝了签名邀请，“我们不想让别人说三道四，说我们是为了挣钱而索要发现人资格。”

杨新满对记者说，他挑头发起联名讨要“发现权”，是因为他忘不了几个已经去世的打井农民临死前的忠告：“新满，你一定给咱把名分争到手！没有名分，老让别人说咱闲话，咱谁都没脸面对世人啊！”

杨新满一直希望，省级文物部门能给他们颁发“兵马俑发现人”的证书，并贴上他们的照片盖上钢印。他还想，如果可能的话，在兵马俑博物馆内的1号坑前，将他们9个发现者的名字刻在上面。“否则，我们说自己是兵马俑的发现人总觉得不踏实。”杨新满说，“名分”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而陕西宝鸡发现青铜器的几位农民进京受奖，更引发了他们讨要“发现权”这一“名分”的热情。

在他们的要求遭到当地文物部门驳回后，已经告别“职业签名人”的几个打井农民并不就此认输，他们说，争取兵马俑发现人资格的努力不会因此而停止。

杨新满：“没有我们，能有这个世界奇迹吗？”

“早在旅游热潮还没有开始的1985年，我们几个发现人就要求权威部门给予‘发现人’资格的确认。”

杨新满告诉记者：“兵马俑博物馆在介绍兵马俑发现时，只模糊地说，1974年由农民打井时发现。为什么不提我们9个人的名字，这不公平，如果没有我们，能有这个震惊世界的奇迹吗？”

赵康民：“没有我的复原，秦俑就不是真正的发现。”

“他们都是借着‘兵马俑发现人’的名义在谋利，根本谈不上资格。他们当初都认识不到用泥巴烧制而成的瓦人碎片是宝贝，恰恰是我把收集到的破碎瓦片，经过拼对、修复，恢复了秦俑的原貌。这一创造性的劳动，是通过智力活动完成的，是真正的发现。”赵康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