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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马车来源不明 不确定是舶来品

    国。近日,媒体关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车辙的报道,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个话题再度被提及: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何处?

      二里头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都城遗址,遗址中车辙的发现把我国用车的历史提早了约200年。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翟镇二里头村西南角,占地300多万平方米,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最近在这个遗址发现了一座至少距今约3600年的大型古代宫城,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同期,在这座宫城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说,从发现的车辙看,当时的车体较窄,只有1米左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2米多,距此可推测,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是人力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考证。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用车的传统早在商代以前数百年就已经出现了。”许宏博士说,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特征较为接近,形体较小,与安阳殷墟发现的马车有很大的区别。另外,在中国晚商以前的遗址中也罕见马的骨骸。因此,我国商代晚期以马驾车的习俗,目前尚未在考古学上找到其当地的源头,晚商时期马车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中国的车是夏代奚仲发明的,但从考古来看,奚仲造车还只是一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物认为,从古籍中的记载看,车的发明应归功于夏朝的车正奚仲。《夏书·甘誓》记载了夏初爆发了一场车战。《吕氏春秋简选》记载商族首领成汤推翻夏桀的战争中也使用了战车。

      北京大学林梅教授通过研究造车修车的工具来追溯中国造车的历史,时代可以早到夏代。早期的青铜工具多集中在新疆、甘肃地区,奚仲的早期活动地域正在甘肃东部一带,因此奚仲造车是有可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发现早期的车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车是木制的,故不能保存到至今,或者是没有用车随葬的习俗,因此我们今天见不到。

      郭物说,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的双轮辅式战车几乎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已经找到了一些车子的残迹,但还不能准确地弄清车子的全貌。因为木质的车子腐朽后,仅仅在黄土中保留着木头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成功地剥剔了战国时代的车子。根据木痕弄清了它们的形状和细部尺寸,还作了初步的复原。有经验之后,发掘出了一系列商代晚期的车子,而且知道商代贵族陪葬的车马坑大多位于主墓的西南方向。令人惊讶的是商代晚期的战车结构工艺很复杂,十分完善,没有发现原始阶段的车。

      在古代,这种材料多样、结构复杂、需要不同工种合作、经过很多工艺流程的机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一开始国外学者异口同声地宣称中国的战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文献上明明记载了奚仲造车和夏代使用战车的历史,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考古学家削尖脑袋想在中国找出车的原始阶段。可是找来找去,早于殷墟的地层就是没有车,只有文献的证据,而这些文献记载经过一番考证,有些又是可疑而不可靠的。

      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底层路土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了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经发掘的车辙长14米,轨距只有120厘米左右。偃师商城约为公元16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比西方最早出现马车的时间——无论是草原还是西亚——都要晚500年。所以单从时间来讲,还是不能排除马车西来的可能。

      郭物认为,二里头遗址的车辙为探索中国早期的车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中国夏代奚仲造车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专家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西方的战车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欧亚草原、埃及和西亚的马车相比,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一些细微的地方也一样,研究东西方战车的王海城先生在详细比较了东西方战车的基础上,把这些相同点进行了归纳。他发现东西方战车都使用辅式车轮,采用的技术都是揉木为轮(即用火反复烤木材,乘木材热的时候,反复对它施加外力,使木材达到人想要的形状);马衔、马鞭、弓形器的形制相似;系驾方法类似或存在承接关系;都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制造马车,对马车的维护方法也有相通之处,而且都是由上层统治阶级控制着马车的生产;都是统治阶级炫耀权力的工具,马车的使用具有等级。马车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太大。

      从构造到功能有如此多的共同特征,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当然,东西方的马车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马车的大小、车马器的质地、装饰上,这种差异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的。而且,如果马车是从西方传入的话,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异恰恰是合情合理的。

      许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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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驯化马在中国的出现

      在史前时代早期的欧亚草原,马主要是作为一种肉食来源。现在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国黄河流域没有经历这一过程。中国的家马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在河南安阳晚期突然大量出现的,动物学家袁靖等曾经对时间相当于商代早期、中期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做过整理鉴定,结果没有发现一块马骨。中国出土的马种是普氏野马,其染色体与家马不同,多数学者不认为其可以驯养成家马。

      从目前的材料看,中原地区的家马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在此前,中原地区则缺少驯马的考古证据。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可能最早有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欧亚草原西部文化交流有关。(图片 郭物著《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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