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石刻应列入文物保护范畴

    如果再这样让红军石刻“流离失所”，那对保护革命文物和发扬我国的革命传统精神，都将是致命的打击。红军石刻文物再现了革命时代的缩影，它不仅能够发扬老一辈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更是对今天爱国主义教育活的灵魂。
    据文物部门的调查统计显示，大巴山地区的红军石刻现仅存1000多幅，与上世纪90年代初统计的数字相比减少了近一半，这些石刻都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宣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而錾刻的。
    解放后，各地文管部门对红军石刻文物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公布了一批红军石刻文物保护单位，使部分石刻得到了有效保护，但效果并不明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教授告诉记者;“红军石刻已列为保护单位的数量很少，并且级别低，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还是空白，省级保护单位也不过5处。面对当前形势，有关部门应新公布一批文保单位名单，以加强对红军石刻的保护力度，使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
    那么，该如何切实有效地保护石刻文物呢?王教授坦言，首先要做好技术层面保护，对野外不可移动的红军石刻文物进行防水、防雨、防塌处理;对可移动的石刻文物收集入馆加以保护;对一些石质酥松、风化严重但尚有抢救价值的红军石刻进行防风化特殊处理，并做好拓印和摄影。
    要加强行政管理，把符合各种级别文保单位标准的石刻文物列入到重点保护范畴。要认真落实管理责任制，并加大对文物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
    由于大巴山地区较贫困、资金困难，使得红军石刻在保护上还做得不到位。据统计，目前收集的红军石刻文物不足800幅，还有多数石刻仍栖身于荒山野外，正遭受着人为的破坏和大自然的摧残。由于人力少、资金不足，往往会造成管理工作的缺位。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应对川陕老区文物保护资金给予倾斜，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具体困难，如能形成从上到下层层支持、齐抓共管的局面，川陕老区的现有石刻文物就能得到有效保护。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它对保护红军石刻文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中市规划包装红军石刻

    “红军文物一要保护，二要发扬，否则我们保护的目的就成了一纸空文。”四川大学黎风教授说。
    红军当年在这里浴血奋战，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红军文化和永世不灭的红军精神。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珍贵的红军石刻正在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如何利用和开发这些珍贵的石刻文物是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
    巴中市曾隆重举办了“红军入川建立苏维埃政权70周年”纪念活动和“重走长征路，将帅故里游”等旅游活动，红军石刻与旅游业的完美结合，用旅游的赢利来做文物保护的资金,无疑对红军石刻的保护和宣传起到了有益作用，同时也给贫困的大巴山地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巴中市的做法无疑使保护红军文物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巴中市以“红色、绿色、特色”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为基础，培植四川旅游的新亮点;以川陕旅游“金三角”为目标，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红军石刻景点的规划、打造和包装，使川陕老区形成独具魅力的红军革命历史时期的人文景观。

■链  接
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党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它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和米仓山脉，山势陡峭，深谷延绵，纵横2000余里，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川陕根据地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苏会议上讲话时称川陕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1933年2月，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即木门会议）先后召开，决定扩编军队，加强-、军事和后勤工作。张国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命令，发动了陕南战役，踏上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