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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口纷纭说断代

    未有。

      正式向公众宣布这一重大举措,或当以1996年5月16日国务委员宋健所作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讲话(刊登于《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为标志,从那时起也已经第4个年头了。

      从断代工程开始启动,来各界的种种怀疑和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仅据本人见闻所及,
    就有如下几种:

      一、认为这是"首长工程";
      二、认为是"主题先行"──预定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历史往前推;
    三、认为工程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上古的事怎么讲得清楚?

    本人忝为断代工程44个专题中两个专题的负责人,从一开始就参与工程的工作,对工程的组织、运作情况至少有比较直接的──当然不能说是全面的──了解,特在此发表一些管见,以供各界读者参考。

    不必讳言,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实是由一位首长首先提出的。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判断一个工程是否合理,应该以工程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实施之后的客观效果来衡量,而与由何种身份之人提出没有必然关系。

    关于工程的合理性,姑以本人比较熟悉的15个由天文学史专家承担的研究专题为例,来作初步判断。从天文学史的专业角度来说,这15个专题本身都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即使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来看,这些专题也都是应该被研究的──事实上,有的已经被研究过,其余的早晚也会被提上研究的议事日程。这其实并不奇怪,当初主持设计这些专题的首席科学家席泽宗院士,本来就是天文学史界的泰斗人物,他的判断自然能够得到众同行的信赖。事实也证明这种信赖是正确的。

      关于"主题先行"的说法,我认为实属臆测。至少,我和我的课题组在进行工程的《武
    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和《夏商周三代大火星象和年代研究》专题研究过程中,从未受到过任何要求将年代提前的压力或暗示。

    关于工程的目标能否实现,首先要看工程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断代工程从未提出过任何不切实际的目标──我甚至就不知道有何种具体的目标。这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的工程,需要提出明确的、可量化的目标,比如说要将导弹造出来,那就非得造出导弹并且能够击毁设定目标才行。按我的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就是推进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4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已经见诸国内外各种媒体报导。对一些现在还无法获得定论的问题,也有了明显的推进。从客观效果上说,断代工程对三代历史研究的推进是无可怀疑的。上古的事确实不容易讲清楚,但不去"讲"──即研究之谓也──就不会自己变得清楚起来,"讲"了总能够有所推进,比不讲总是更好。

      此外,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两方面的合作,其客观效果也是非常积极的。尽管这种合作并非每时每刻都是甜蜜的恋曲,有时也有不甚和谐之音,但终究不失为前所未有的盛举,也为今后文理沟通及合作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然,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得到,象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大型学术工程,不可能不面临任何问题。

      44个专题的专家,在各自的专题研究成果中,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结论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时工程首先就会面临如何选择的问题。要选择就会有标准,分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历史、考古、天文学、测年技术四者得出的结论,权重是不是相等?如果不相等,那么孰轻孰重,凭什么来确定?这些问题从管理的角度看是技术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则是理论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合作时,往往在某些价值标准上产生分歧。比如,考古学家通常坚信,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绝对可靠,传世史籍中对天象的记载则是靠不大住的;天文学家却很自然地认为,古籍中的天象记载只要经得起现代天文学方法的验算就可以信赖,而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完全有可能当时就写错了。又如,科学家很自然地认为,通过独立信息源获得的结论,通常总是比通过相关信息源获得的结论更有价值──特别是当这两种结论可以相互吻合时,这本来正是文理交叉合作研究所带来的益处之一;而文科学者往往不这样看,他们通常总是更相信自己熟悉的信息源给出的结论。要在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建立起对某些方法论的共同信任,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断代工程至少在这段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断代工程在1999年已经允许专家们以各自的途径正式发表各自的
    研究成果,这是必然的举措。这些成果当然要对属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资助项目这一点进行标注。另一方面,当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它的年表时,年表中必然要对参加工程的专家们所提供的不同结论进行选择,采用某些结论而将另一些结论作为附录以供参考。然而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如下的局面:工程公布的某些结论,与一些参加工程的学者所发表的结论不一致。不了解有关情况的公众就会产生疑问:同样是断代工程的项目,为什么各说各的?

    工程在正式公布结果时,当然可以作一些说明,这些说明也许足以使一般公众感到满意,却不一定能使学者们感到满意。学者们或许会追问:工程是根据什么原则、用什么程序来作出选择的呢?

    当然,参加工程的学者,对于自己的结论是否被工程最终公布的年表采用,我想应该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如被采用,固不必自命"钦定",以为自己从此就千古留名;如不被采用,其研究工作也丰富了整个断代工程的成果,已足可问心无愧。对此,不妨重温宋健的"5.16讲话",宋健说:


        不能设想这会是"最后的真理"。它只能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研究的一个总结。……  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新的证据或新的研究成果,随时可以通过类似程序予以修改,向全社会公布新表。(1996年5月17日《科技日报》)

    而关于"程序",宋健说:

      应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异议,允许保留,不必强求一致,以多数通过为准。最后提交全国性学术团体讨论,多数通过以后发布,报国家备案。这大致是地质学断代标准文件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发布的程序。地学界的做法行之有效,很值得参考。(同上)

    既然不可能是"最后的真理","千古留名"也就只能是一种奢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
    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而已。

      当工程最后公布其年表时,很可能会有国内和国外的学者表示异议。有的学者已经宣布将要对工程公布的结果"一一检讨"。但是不管这些争论今后如何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我想是可以得到公认的。


    摘自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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