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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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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吻合，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司马迁的夏如他的商一样（是真实的）。到那时，似乎没有必要再顾忌使用这个名字。"
同日，刘莉在讨论中指出Nathan Sivin 对二里头的指责是"不公正的"（unfair），因为二里头是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而非仅仅有陶器的村庄（pottery and village）。（详见下）。她提到与陈星灿合作刚刚发表的论文，证明二里头和二里岗一样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它们向周边地区扩张以获得盐和铜这样的重要资源（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3期）。在同日的另一篇讨论中，Christopher Cullen更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不相信周代文献如《尚书》关于夏的记载，怀疑那多是出于周人-宣传的需要。他希望能从刘莉那里得到更多的证据。在次日的讨论中，他针对刘莉的回答及她作为附件的两篇论文提要（详下），一方面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依然对刘莉使用"夏"这个词汇感到困惑。他自己设定了用"夏"一词的几个原因，即第一，《尚书》（直到公元前一千纪后期才得到证明）说过；第二，周代早期统治者说过；三，商代有文献说过；四，早商（我们对此知道了了）从一个（晚商人称呼）的夏这样一个政体获得了政权。因此中原地区任何一个强大的早于商的政体就是夏。二里头文化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它是夏。但是如果证据和推理是这样的话，他认为那就太脆弱了。他说如果中国同事说到夏的时候加一个引号，那他并不感到担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希望继续给予他夏所以为夏的证据，他同时反对"名字并不重要"这样的说法。在11月16日的讨论中，他仍对既然商之前有个称为夏的-实体，所以可以把二里头文化暂称为夏的逻辑感到不可思议。他同时也对刘莉视二里头文化"可能为夏"的保留说法表示赞赏。
李润权在上引讨论中说他对大多数的批评集中在夏的存在问题上感到惊奇。"在夏的问题上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有明显的分歧。"但是中国学者有他们相信夏的理由。他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其一，豫西和晋南是传统上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四十年的考古工作证明二里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可能就是国家社会。此外，相距很近的偃师早期商城的发现更有利于说明二里头就是夏的都城。但是他也承认只要没有在二里头发现诸如"我们是夏人"这样的刻划陶片，这个问题就没有最后解决。但是他又说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学者有非常好的理由（very good reasons）相信夏的存在。
Christopher Cullen在11月18日的讨论中说，假如商人真有关于夏的确切记忆并且终商一代没有变化，那也许对我们把二里头文化称为夏有些意义。但是那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夏就是一个集权的-军事王朝？能否有另外一种假设，即"夏"就像Hellas 一词对古代希腊人那样，只是一个用来表示主要聚落之间人们具有共同文化和密切的贸易及其他关系的标签，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把大家联结为一体的-实体？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商所起的作用可能正如马其顿统一希腊世界的作用一样，是把"诸夏"合并为一体。或者其中的一个夏试图统一其余的夏，但是商人趁虚而入夺取了政权。因此他颇怀疑所谓夏（尤其是所谓诸夏）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叶似乎更像是一个复数的词，其义即所谓"我们全体中国人"（all of us Chinese）。最后他问到，"如果没有当时的文献依据，考古学家怎样决定与二里头相关的一群聚落更像马其顿占领以后的希腊还是以前的希腊？"
杜仁针对某些学者对夏的怀疑，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他说让我们套用一下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博士的研究方法，问如下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支持你公开怀疑夏（confessed suspicion）的存在？你可曾有任何一条证据证明司马迁伪造历史( Do you have any SINGLE piece of evidence that Sima Qian had ever fabricated a comparable falsehood or stated an untruth of similar magnitude as fact) ？他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有许多缺点，比如文化和民族的偏见等等皆是，但是赤裸裸的伪造重要历史事件却不在其列。他还举魏收所著《魏书》的例子，说明这部长期被人怀疑的史书，其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却被越来越多的现代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是真实而准确的。
Jim Railey对杜仁的驳斥给予反击。他说根据上述的逻辑，我们也必须相信黄帝及尧、舜和禹的超自然行为。司马迁无疑是根据文献编纂历史，而且很多具有其历史真实性。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史往前追溯都有一段神话史，而且"我怀疑大概确有这样一个-实体可能被某些人在某些时候称为夏。但是没有相应的考古证据，我只能存疑，并且更对人类学关心的问题感到兴趣。"至于杜仁提到拿撒勒的耶稣存在的真实性是基于比《史记》更不可靠的文献资料，但西方人却从来不敢对此质疑的问题，Jim Railey回答说他发现中国考古学家把夏的历史真实性视为一种信仰（take the historical veracity of the Xia as an article of faith），但是大多数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包括他自己都对文献（包括圣经传统的）保持某种程度的健康的怀疑或至少不加以判断(ambivalence)。他猜想没有哪个西方考古学家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证据（历史学家没有当时的文献记录）会肯定任何圣经记述的历史真实性。但他也承认西方的考古学有双重标准，一方面不允许西方圣经考古学家出版其无聊的"研究成果"，但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却允许出版某些同样可笑的东西仅仅因为其作者来自另外的文化。他举最近出版的一部书，其中一章说王城岗可能是禹、鲧甚至黄帝的都城（Emergence and Change in Early Urban Societies. Edited by Linda Manzanilla, 1997）。他说这种考古垃圾在严肃的考古出版物中根本不能存在。
另一位翻译中国考古文献的学者Paul D. Buell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因为史记有夏和商的记述，至少商的历史真实性已得到证实。这说明中国的神话历史并不意味神话中包含的或与此相关的信息一定是假的，如果中国人说有夏，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它，直到证明这个传统像许多人所怀疑的那样是不可靠的。他还提到，埃及的王朝历史也是根据很晚的文献（Manetho），实际上很多记述后来证明是真实的。希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荷马的地理描述也是大致准确的。他说也许我们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中国人自己对其历史的意见，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得更多为止。他还说司马迁毕竟比我们更接近古代，他一点都不比Manetho和埃及的古代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青铜时代的距离更远。
在11月23日的回答中，Jim Railey说要谢谢Paul D. Buell上述"-正确"的讲话（politically-correct lecture），但说他坚决不同意在其被证伪之前（until it can be disproved）先接受夏为信史的意见。他说这无疑是最坏的科学（尽管可能是好的-），并且脱离了考古学的严谨传统。夏在缺乏足够的证据之前，仍然只能存疑。司马迁当然比我们更接近古代，但是他与他描述的时代仍有一千多年的距离。在同日的讨论中，Paul D. Buell又重申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必须慎重对待司马迁的意见，因为毕竟他记述的商是史实，而且他生活在距今两千年前，能看到我们不能看到的文献。在没有很硬的理由之前，我们不能拒绝他的证言（his testimony）。他还说司马迁的夏也许是一个大误会，也许我们还没有挖到我们想挖到的东西，但是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史记》。
针对Jim Railey的答复，杜仁在同日的讨论中说，不论关于黄帝的记述是否像夏的世袭那样详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受尊敬的科学出版物证明它仅仅是司马迁的杜撰。尽管我欣赏Jim Railey在中国考古方面的权威性，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题。他说"黄帝"一词（Yellow Emperor or Imperator Flavus）在英语、拉丁语和中文中都是一个前后倒置的错误（anachronism），根据甲骨卜辞，帝之原意与生殖（procreation）有关，郭沫若等专家释其为"祖先"或"祖先神"(ancestor-god)，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理解黄帝的故事，就会有所不同了。他还劝Jim Railey用点时间研究中国语言增加点中国历史知识，然后再去批评"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再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a de facto independent country）的命运担心。至于说到古代圣贤的"超人行为"（superhuman deeds），他认为这并非司马迁一人的错误，所有司马迁前后的古代历史学家都有，这只能说明古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像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是-动物。神话历史人物古今概莫能外，并不能因此抹杀一切。
五、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
与夏是否存在相关联的另一个讨论热点，是二里头文化是否夏文化。这里也不得不首先提到《论坛》的文章。文章在介绍了二里头发掘的背景后，说根据一些熟悉情况的人说，考古学的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用来解释后来的关于夏的历史记述，而不是让资料本身说话。还说这种自我满足（self-fulfilling ）的研究方法只把河南西部的发掘证据--古代文献上夏人活动和统治的地区--才视为夏的遗产。但是他说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不具名）认为，河南不同地区所发掘的文化遗物往往跟很远的地方比如甘肃和宁夏的发现更相似，其接近的程度超过了河南内部诸遗址之间的相似。
上节关于是否有夏的争论中，多少都涉及了二里头是否为夏的问题。Christopher Cullen在一系列的讨论中不断问到：为什么二里头是夏？刘莉对此没有正面回答，她甚至没有使用夏这个词汇，只是把她和陈星灿的论文提要发给大家（Cities and Towns: the control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Early States,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Preindustrial Citie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 Glenn Store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1.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forthcoming paper.），借以说明二里头是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 说明根据聚落形态的研究，龙山文化之后虽然存在许多小的-实体，但是只有二里头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中原地区第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疆域国家（first centralized territorial state）（详见后）。Christopher Cullen说他感谢刘莉的帮助，他的理解是这样的：（1）根据与典型遗址二里头相似的文化遗址的分布及特征，二里头文化在复杂程度上似乎与早商相仿佛。（2）因为其物质文化与早商有别（这由二里头附近有一个早商城市的说法所隐含），所以它是一个不同的文化，而且很明显在某个阶段扩张到后来商文化遗址所分布的大部分地区。（3）所谓偃师商城大概是在二里头废弃之后（他不能肯定）出现的，因此看起来是商人取代了前此在该地区行使权力的一个文化--实体。（4）因为有这样一个传统，即一个主要的早于商的-实体称为夏，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夏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临时性的称呼（provisional name）。他说他不是考古学家，但是对最后一个理由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还说刘莉的论辩符合游戏规则，因为她的假说建立在大家都知道的证据之上，而且在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无疑这假说也是临时性的。
11月17日，Greg Indrisano指出偃师商城所以被视为商人攻略夏（在二里头）的证据，就是因为此城筑造在二里头时期，并在二里头废弃后继续使用。他说Christopher Cullen所理解的偃师商城建在二里头废弃后的说法是错误的。刘莉在次日也对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关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她说偃师商城的某些宫殿在二里头四期开始兴建，先出现四万平方米左右的所谓宫城，随后在二里头消失后才形成为广至200万平方米的大城，并且推测最初的功能似乎是服务于军事性的目的，即作为商人占领二里头国家并且控制其人民的前沿阵地。这是因为商城的居民无疑是分层的，宫殿是为贵族建设的，而普通人则只能居住在宫殿之外。城内有制造陶器和青铜器的作坊，但是青铜器的作坊只出现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即偃师商城一期阶段，这种情况大概不会与郑州商城的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没有关系。而青铜铸造的转移可能预示着主要-中心从偃师向郑州的过渡。
但是以色列考古学家Gideon Shelach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在11月21日的讨论中这样说：用偃师（商城）证明（proof）夏的存在，不是考古学的证据而更像是一个故事（story）。他说他还记得不久以前人们用偃师商城作为夏的证据，是因为人们相信那是夏的遗迹（他也提到前引Robert Throp的论文）。当时是因为在二里头没有发现城墙，而城墙是早期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特征，所以偃师商城与二里头被认为是互为补充的一回事。现在既然偃师商城属于商人，那么整个故事就变味了；但就考古学的意味说来，偃师商城仍然没有资格证实夏的存在。刘莉在次日的回答中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有二里头就是夏的‘证据’（proofs），但是我怀疑你在寻找什么样的‘证据’。我们在做研究之前总要有假设，并且用结果验证这些假设。尽管如此，假设并非孔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以前的研究之上。要紧的是，某些假设要好于另外的假设。"她还说根据我们的国家定义和既有的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实体，而二里头可能与夏有关（详下）。
在11月20日的讨论中，刘莉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几个问题的看法。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的问题，她说，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二里头这个中国最初的城市在二里头文化四期走到了尽头，与之相伴的是偃师商城开始出现在其东北6公里的地方。这个变化一般认为同夏商之间的权力交换有关。另外，一般认为夏的纪年在公元前2100-1600年间，即包括龙山文化的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大部份时期（I-III期）。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晚期可能有许多酋邦水平的社会组织，黄河流域共存着许多相互争斗的小型的-实体，直到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公元前1800年前后）国家水平的社会才脱颖而出（Li Liu, Settment patterns, chiefdom viri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tes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5:237-288）。国家的出现似乎是非常迅速的事件，即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前后很短的时间内社会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她承认关于二里头国家形成的研究，与传统上所见早期国家的历史图景--夏从开始就是一个伟大的王朝政权--不完全吻合。她说，夏王朝如果存在，那么它早期是作为一个酋邦社会存在的，随后才发展成为一个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
六、二里头文化是否已是国家水平的社会
二里头是否国家水平的社会，也是这次讨论的焦点。前面已经提到，当Nathan Sivin提到二里头只是"陶器和村庄"的时候，刘莉告诉他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她说考古学家有许多证据证明二里头是国家水平的社会。在随后的讨论中（11月14日），刘莉公布了她和陈星灿最近的两篇论文提要。在第一篇里，他们根据聚落分布、人口变化、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等特征，考察了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几座城市，即中心地区的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边缘地区的东下冯、垣曲商城和盘龙城的发展过程和功能。指出，某些"早期中心"的发展和衰落与早期国家政权获得重要资源的策略有密切关系。贵族控制和运输这些资源的努力对于塑造早期中国文明的城市扩张模式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第二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他们从聚落形态和-经济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华北地区早期国家社会的-组织。指出二里头作为第一个集权的地域国家，其向周边地区的扩张是基于对这些地区重要自然资源特别是铜和盐的觊觎。这样的-经济组织一直到二里岗时期没有什么变化，其向周围地区的扩张也变本加厉。他们还认为，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纳贡关系。即一方面周边地区的地区中心因获取当地资源而得以建立，然后把它们作为贡赋输送到首都地区；另一方面，首都地区垄断作为仪式和权力象征的青铜礼器的生产。这些青铜礼器反过来又作为礼物被王室再分配到地区贵族的手中，用以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等级系统。这个集权的疆域国家模式，在商代中期似乎中断了，这可以从该时期许多地区同时出现的大型城市中心得以证明。这个过程大概导致了商代晚期地区青铜文化的新发展。不仅如此，刘莉还指出，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晚商的社会结构也代表整个商代甚至夏。但是二里头（可能代表夏）和二里岗（早商）可能与以安阳为代表的晚商截然不同，从考古学上看，其间的发展大概正可以表示早期国家从统一到分裂（from centralized to decentralized）的过程。在刘莉看来，二里头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不成问题。
Jim Railey在11月14日的讨论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认为二里头并非只是有陶器的村庄，二里头有青铜器，尽管还没有发现车和文字。但是青铜器本身并不能解决二里头是否国家问题的争论。他说实际上二里头的考古证据，包括刘莉所说的长途贸易（long-distance trade），并没有超出其他地区复杂酋邦（比如美国东南部、中美和南美的某些地方）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这些酋邦都有纪念性建筑，圣路易斯卡霍基（Cahokia）最大型土墩的基础，比埃及吉萨（Giza）的任何金字塔都要大。"二里头缺乏这些关键的特征，除非我们把‘宫殿’（palace）--另一个与二里头遗址不幸相关的词汇--计算在内。事实上二里头仅稍大于龙山时期的陶寺遗址，许多中国考古学家（包括刘莉）似乎把陶寺称为酋邦没有问题，尽管某些中国学者把陶寺当成夏。"
他还认为，除非我们准备承认美国西南部的密西西比社会是国家社会（statehood club），那么关于二里头（是否国家）的争论就应该继续存在。他说关于酋邦的文献难以数计，即便"国家"（state）的概念也没有取得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代表一个完全不同于酋邦的质变（a qualitative evolutionary leap beyond chiefdoms），复杂酋邦（large and complex chiefdoms）和初期国家（rudimentary states）的划分是否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如果是后者，那么对关于二里头是否国家社会的争论就没有太多的影响。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此问题的有关背景，可以参看他的博士论文（Ne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in the Yuanqu Basin, North）。他进一步指出，他从刘莉关于龙山聚落形态研究的博士论文和其他优秀论文，知道她至少熟悉某些酋邦研究的文献，她和陈星灿在英国多汉姆（2000年7月）所做中国早期青铜时代资源获取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同样很好，代表了"我们中国同事中非常新颖和令人鼓舞的新的研究方向（reflects a very fresh and encouraging new research direction among our Chinese colleagues）。"但是他又说，她坚持认为二里头是国家水平的社会是不幸的（unfortunate），只能缩短（curtail）这场本该继续下去的充满活力的争论(what should remain an on-going, enlivening debate)，至少就目前从二里头得到的证据和现在的社会进化理论来说是这样(他说刘莉对两者都很熟)。
刘莉承认许多关于二里头是否国家的争论是因为国家的定义各自不同。她说他喜欢用近年由人类学家所作的定义，而不是五十年代柴尔德（Childe）的文明因素罗列法（checking list for civilization）定义。她采用的是美国考古学家Joyce Marcus 和Gary Feinman的定义。该定义强调古国至少应该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two class-endogamous strata）（专业的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而政府则是高度集中和有内部专业分工的。刘莉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代表了第一个这样的社会政体，即它满足了上述定义的两个条件。二里头有一个集权的内部专业化的政府，这可以从二里头集中的宫殿基址和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以及大范围的向外扩张得到证明。墓葬的等级差别则可以满足第一个条件的需要。她还指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特征在龙山文化也可以看到，但是它们从没有一起出现过。因此二里头文化相对于龙山文化来说是一个质变，而二里岗相对于二里头只是一个量变。
Gideon Shelach也指出二里头是否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定义必须是一致的（unified），这样才可以用以同其他文化比较。"我相信如果我们接受二里头是国家，那么许多龙山遗址也同样是国家，更不要说像石家河这样的长江流域大型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了。换句话说，我怀疑如果没有历史文献，二里头可能不会被称为一个国家，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遗址通常都被称做酋邦而不是国家。"
刘莉在11月22日的答复中，首先感谢Simon Holledge将她和陈星灿发表在《东南文化》（2000年3期）上的论文发到网页上。她说该文对考古学材料的解释支持二里头作为国家社会（Erlitou-as -a-state）的争论。她说二里头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非城墙的有无，才是决定该政体性质不同于龙山文化的关键因素。而她所参与的中澳联合考古队在伊洛河下游地区的调查，就是为了了解核心地区早期文明的社会进化过程。种种证据显示，二里头二至四期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政体。
Jim Railey在当日的讨论中再次提到他的博士论文。他说他在论文中论证二里头是一个酋邦。他把二里头的公共建筑（public construction ）和陕西歧山凤雏西周的建筑比较，认为后者更像是国家的产物。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我们同意一种结论或者达到某种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争论继续下去，提出新问题，促进学科发展。
刘莉在11月20日的系统回答中，对二里头是否为国家社会再次阐明自己的立场。她除了解释中国学者视二里头为夏的背景之外，说当龙山文化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时，聚落形态和物质文化发生了如下显著的变化：
河南中西部的聚落等级从龙山文化的二或-转化为二里头文化的四级，等级- 规模曲线从凸线转变为凹线。所有这些指标都表示中央集权的-和经济控制能力的加强。包括河南和晋南在内的广大地区，遗址的数量从龙山时期的700多个锐减至200多个；与此同时，聚落的规模增大，最大的遗址从75万剧增至400万平方。聚落形态的变化大概反映了随城市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人口集中而非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结构从一群相互竞争的小型政体发展为在广大地区内由一个大中心主宰多小中心和村庄的模式。
（4）陶器类型从多（河南龙山文化至少有6个类型）到少（二里头文化只有两个类型即二里头和东下冯）。这大概体现了与-上的一体化相关的制陶工业生产的标准化。
（5）除了新石器时代习惯上用来体现社会地位的玉器之外，青铜器特别是其中的武器和礼器，开始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主要集中在首都的青铜器生产，大概已经成为国家控制的产业，如此才能确保国家对战争和祭祀所必须的青铜器的垄断。
（6）奢侈品的长距离交换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贵族墓葬出现了可能来自印度洋的海螺（Monetaian moneta or Monetaria annulus），某些具有中亚作风的器物和纹饰也发现在二里头遗址中。
她认为这些变化无疑标志着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其特征是对核心地区的中央集权的-和经济的控制，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的逐步加深的文化交往和影响。
她还讨论了国家的定义，在给出柴尔德的定义之后（文字等等），她说中国考古学家确实没有在二里头发现文字，但问题是文字在定义国家时有多么重要。文字只有在同宗教或经济权力的获得有关时，才变得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其他的考古材料了解二里头的社会-系统，文字的有无并非十分关键。还有就是二里头可能确有文字，但是没有在考古记录中保留下来。最后她采用上述美国人类学家的定义，坚持二里头文化代表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
七、中国考古学是否停留在美国考古学三十年代的水平
《时报》文章在提到二里头的情况时这样说："现在，二里头所谓的宫殿墙（基）埋在农田下面。在遗址发掘和记录之后，为了保护它又被填埋起来，当地农民随之涌入（moved in）。几百米（yards）之外，被训练的农民正在进行有关的发掘，数米开外新的建筑正在拔地而起。"这个描述多多少少和后来网上关于中国考古学水平的讨论有点关系。
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1月14日Jim Railey的讨论。即他在讨论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国学者对二里头遗址的解释时，特别指出中国的考古学方法远远落后于西方和日本这些地方的标准。在随后反驳杜仁的讨论中，又特别强调关于"西方和日本"的评论，仅限于考古学方法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他说"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田野方法与美国1930年代的相仿佛。请注意我在那里工作了许多月（并且只说中文），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也许香港和台湾的考古学方法也同样比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得多，但是我没有机会在这些地方做工作，也没有同那里工作的考古学家有任何密切的接触。"Paul D.Buell在11月23日被讥为"-正确"的讨论中，对此给予明确的反驳。他说，除非1930年代的美国使用电子扫描显微镜解释（考古）发现，你就不能说中国的考古学方法比不上当时的美国。中国在技术上赶不上美国是肯定的，由非专业人士（amateurs）所做的许多地方性发掘工作（直到1960年代美国的许多发掘也是如此）也确实很糟。但是他认为Jim Railey的断言有失偏颇。"我相信类似Jim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是我在很多地方看到的为之不懈努力的一种极端做法，即拒绝或抹杀因中国考古学的发现有缺点所以错误的任何东西，所以拒绝中国考古学文献和任何因此被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假如你不把中国人的观点考虑进去，你就不能研究汉学，你也不能研究考古学及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还有，只说中文并不能说明问题。你必须阅读中国的二手文献并且有能力研读古代文献。如果你不能这样做，那么你就不能从事汉学研究，或者中国考古学研究等等。"他还说也许我们不喜欢中国人的研究方法，但是并不能不考虑中国人的意见。
与此同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owan Flad 对中国考古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也在中国工作了许多月，而且现在正在这里工作。他并不认为中国人的方法像Jim说的那么陈旧过时（bleakly antiquated）。"确实，我所在的考古队关注的问题可能与1930年代‘西方’考古学的主流更接近，而且，许多在现代‘西方’考古学中因统计方法的需要而流行的技术还没有被很多中国考古队采用。但是，如果说诸如过筛、浮选、孢粉分析、钻孔、采样等等概念全不被中国考古学家所知却也不是事实（如果这是你的论点我会感到吃惊）。"他说他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的考古发现并不是为那些非田野考古学家准备的，也就是说某些非考古学家并不真正理解发表在《考古》和《考古学报》之类专业刊物上的资料报道。"我们这些在田野工作的人有责任努力澄清某些细节，以便‘椅子上的考古学家’（一点都没有贬义）不误用发表的资料。很显然，比如对在上述刊物的文章中任何试图解决陶器类型问题的人来说，我们中国同行提供的描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没有第一手的所有被描述陶器的知识，那将很难（将之）用于任何跨遗址的比较。也许这是你所说的‘田野方法’的一种类型。"
在11月23日的答复中， Jim Railey 说也许Rowan Flad所参加的发掘与他本人在中国参加和看到的有很大不同。他"很高兴看到某些中国考古学家认真地要使他们的方法现代化。"他还说他的评论不限于田野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分析方法。他说"中国田野考古方法的问题所在，是系统发现（systematic recovery）的严重缺乏，很大程度上说是就分析。""说到基本方法，我所在的中国考古队，开10乘10米的探方（有时是5乘5米），这种方法显然大大超过美国发掘的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考虑到中国同行试图大面积揭露以便确定遗迹现象及其相互的打破关系，这也不算太坏。我们在美国也用机械做类似的去土工作（in the form of machine stripping），但往往是在地表的系统采集工作（如果条件许可）和人工发掘（坚持过筛）之后。在我参加的中国人的发掘中，筛子是有的，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用过。陶器有时被找回（recovered），有时候不（某些时候不考虑陶片的大小）。浮选工具也存在（我的导师Patty Jo Watson指导了它的制作），也确实使用过，但是远非系统的应用。"
他还提到他第一次参加发掘，让他单独发掘一个径、深都在2米左右的袋状灰坑。他说"我的发掘没有把整个灰坑当成一个独立的时间单位（single provenience），而是以10厘米为一层，全部过筛，采集土样。我的方法引起中国同行的极大兴趣，我相信当时他们一定认为我疯了。"他说他很幽默也很愉快，除了看到成吨的资料每天白白流失掉。
他说他从灰坑中第一次发现该遗址的鱼骨。尽管获得中国同行的赞赏，但是他说中国同事还是沾沾自喜于他们的方法，认为其足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研究目的。他还提到，有一个同事很严肃地问他，美国人过筛是否因为美国的考古遗存没有中国这么丰富。他说"不管怎样，我眼下的工作是收集论文资料，而不是试图教会我的同事过去几十年来发生在其他地区的进步的考古学方法（not to try and bring my colleagues up to date re. Development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s elsewhere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那得需要许多年的学习和田野实践才能学好并认识到这些方法的好处（It takes many years of schooling and field experience to learn well and appreciate methods.）。此外，我和我的同事生活和工作得都很愉快，我也确实喜欢他们，而且常常并不想探讨他们显然感到不舒服的话题。"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陶器分析，即中国考古界习以为常的服务于类型学和"分类-历史"（classificatory-historical）目的的"标准"器物描述法。他说"我从来不完全明白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某些器物而不是另外的器物。这种方法可能会满足"分类-历史"研究的需要，但是却妨碍了大量其他的陶器分析方法（"更不要说中国没有的方法---来源分析和其他分析方法已在进行，这是值得鼓励的方向。"）。另外他还注意到，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技术和电脑也在中国考古学中得到使用，但是又说这和美国WPA时代（WPA-era）1的考古学不同。"我怀疑他们应用这些手段的程度，因为这些方法是用来分析在高度系统方式下所获得的资料的。"他特别指出如果他说错的话，希望有专业人士给他指出错误，而不是非专业人士玩"-正确"的游戏。最后他说，根据他的观察，在许多基本方面，中国考古方法确实雷同于1930年代的美国考古学。
针对Paul D.Buell上述的批评，他说他不认为他说过"作为一个汉学家"云云，他不读古代文献，但是熟悉关于夏的内含。"事实上，我发现有关夏、二里头和亳、嗷地望的问题和没完没了的相关争论确实没有什么意思（essentially uninteresting），因为答案显然不能从古代文献清楚地获得。"不仅如此，还认为这是一种人力和资源的浪费。
Paul D.Buell则在11月23日的讨论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你从事中国研究（in Chinese studies），你就必须考虑中国人的意见而且必须阅读中国原始文献（Chinese sources）和必须的中国二手文献（Chinese secondary literature）。你必须知道与你研究领域有关的原始的和二手的文献资料。如果你不或者不能够这样做，那么你就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问题研究家。"如果说这就是"-正确"（的指责），那么我在你面前承认有罪。"
Paul D.Buell说他自己考古出身并且做过发掘工作，关于考古学方法，他承认就美洲和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来说，Jim Railey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就古典考古学家而言，他们的方法与中国同行的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新"考古学的过筛法并非处处使用，因为那会有太多的资料等待处理，同时资金也不允许这样做。他还认为，因为考古的对象不同，使用的方法也不会一样。比如，挖掘历史时期的希腊神庙就与挖掘美洲土著的前克罗维斯（pre-Clovis）文化不同。考古学家可能只希望发掘希腊神庙，而对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遗存不感兴趣。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应该是一样的。他还说从中国考古出版物近年来的变化，知道中国考古希望更新技术。他也高兴看到中国考古学家从外国同行那里寻求帮助以推动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步。他充满感情地说，给中国二十年的时间，也许到那时你就认不出中国的考古学了。
伴随着中国考古学水平问题的讨论，还有一个很小范围的关于"业余考古学家"的争论，是在Paul D.Buell 、Jim Railey和Rowan Flad之间展开的。先是Paul D.Buell说在报告中看到考古队包括从当地学校来的业余爱好者，并说你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越多，结果就会越糟糕。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误会，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考古学的发掘是由专业人员主持的，尽管雇佣了当地百姓进行发掘，但是他们都必须服从专业人员的指挥。这个误会其实是使用"业余考古学家"（amateur archaeologists）一词引起的，中国和美国对非专业人员的理解各自不同。
这场争论引起的若干思考
有关这场网上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由于恐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读，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争论的细节，我们大量引用了作者讨论的原文。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叙述就一定是客观公正的（value-free），这也是我们想说的第一点。
从这次讨论特别是其中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可以看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社会，无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在你的生活和研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说中国学者难以从"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自拔的某些西方学者，其实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无处不在的文化优越感（如果不是种族优越感），这无疑也应该算作他批评的那种"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的结果。
对断代工程的批评由来已久，但是就我们所见，心平气和、就事论事的学术批评少，意气用事、上纲上线的指责多。国外学者对断代工程的批评其实主要集中在工程的组织形式上。因为政府组织课题政府资助的形式难以令他们接受，所以不管事实上关于中国古代年代学的研究有了多少进展，都难免"民族主义"的讥讽，事实上在他们看来具体年代本身的讨论根本就不那么重要。这让我们多少想起倒洗澡水把水里的孩子一起泼了出去的故事。
四、夏朝是否存在
关于是否有夏、二里头是否夏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步入国家社会等等问题，我们在上述的讨论中已经多少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运用"同代文字证明"的逻辑，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同样，二里头是否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至于二里头是否国家水平的社会，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定义问题，但是如果采用Joyce Marcus 和Gary Feinman的定义，那二里头一定是国家社会。
某些西方学者可能对中国了解不多，所以在讨论中有许多误解（比如说夏鼐相信有夏；二里头仅是有陶器的村庄等等），通过讨论无疑会加深他们对中国历史和考古的理解；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有助于我们作更深入的思考。因为我们对自身历史的感-彩，在某些时候确实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而学术刊物中大量将考古发现与古代传说简单对应的种种做法，究竟符不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中国传统文献的态度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这些文献，而在于如何使用这些文献。因为不管它们带有多少传说的成分，也不管他们如何由于-的原因被后人篡改，它们都毕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绕是绕不过去的。当然考古学作为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一门科学，有其独立性，它的作用当然不仅仅是正经补史，即便在文献十分丰富的历史时期，也复如此。
尽管某些学者在这场讨论中使用了许多令人不舒服的语言，甚至把"工程"跟所谓的台湾、西藏问题扯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场讨论加深对对方的了解而不是误会。
摘自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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