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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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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已近岁暮，馆内财务已无支付购置费用的能力，所幸在香港的上海博物馆之友朱昌言先生，董慕节先生、顾小坤先生、陆宗霖先生和叶仲午先生等联合出资收购，盛情地捐赠予上海博物馆。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现状与上批相同，并不与之缀合，其计497支。但事实上，竹简已经分散，后来饶宗颐先生发表的一段《才衣》可和一馆收藏的《才衣》文字相接讀，正是所失去的半片简。又《周易·楑》也发现了类似情况。但整个分散情况，至今未明。
由于这批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地已無法知道，当时传闻约来自湖北。以后《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其申《緇衣》篇和《性自命出》篇在这批竹简中竟有重篇。据《郭店楚墓竹简》报告，郭店楚墓为1993年冬发掘，梳散竹简为1994年春初现，则两者时间相隔不远。这和山西曲沃晋国墓地的情况有些类似，同一片墓地-端为考古研究所科学发掘，另一端之晋侯墓地则被盗掘，晋侯墓地流散文物，其可遇之物亦已抢救回归。但这批竹简由于不是发掘品，出土地点是否必为郭店墓地，亦仅是据情况推想而已，并无确证。
从简文内容看，其中一些史事记载，颇多与楚国有关。简文字体，乃惯见的楚国文字。据《上海博物馆竹简样品的测量证明》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测年报告，标本的时代在战国晚期（实验报告将由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另行撰文发表）。而且，其中有两篇未经著录的赋残简，显然是楚国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赋多是战国晚期之作，苟子的一《赋》和屈原的《离骚》都属于这一时期，这批竹简中的赋，大体上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据种种情况推断和与郭店楚简相比较，我们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乃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竹简抵沪之日，正是上海博物馆营建新馆起始之时，我作为项目负责人，日夜驻守在工地上，其他人员也难有时间来专门研究这些竹简。但对竹简的摄影和真空冷冻干燥工椰惜续不断，在初步摄影已完成的情况下，1995年，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类、释文，之后又再次就释字、排简、缀合等方面继续作了整理。由于竹简脱水工作尚未完成和其他各种原因，正式的整理工作竟未能启动。
1997年，博物馆完成了全部竹简的脱水和去污色的工作。在将近三年时间内；竹简脱水去污研究的几位科学工作者，卓有成效地出色完成了任务，1200支完、残的竹简全一期。此项工作曾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的一等奖、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由此，竹简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线下进行排比和研究。并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功。
但是，竹筒上的文字很小，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各不相同，执笔者有十余人，字迹看起来很费神。为了看清笔划，博物馆购置了一台高精度的电子数码显微仪，逐字进行了放大百倍的观察。显微仪操作灵便，字迹纤毫分明，很有助于文字的辨认和隶定工作，我们还以它发现了某些肉眼看不清的文字和原简校对后所补的小字。我们将待考的不能隶定的字，作了放大摄影，以便提供给注释者研究。
1997年夏，我们召开了一次有关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顾问小组会，邀请简牍文字专家参加，并基本上作出了分工。分工的原则是内外结合，除了馆内的人员以外，也邀请馆外的专家参加。由此正式启动了竹简辞文内容的注释和简序的再次排列工作。
这1200余支完整和断残竹简的辞文内容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等方面的丰富记载、文字三万余，是先秦古籍一次非同寻常的发现。按所著内容，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共约百种，之所以不能确定绝对篇目数，因为有一些尚在整理之中，将来全部发表，可能会有所变动。这约百种篇目，只有不到十种能和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虽然当时按其胶结状态分别编了号，但是后来知道，这些号码对整理工作仅有作用不大的局部意义，特别是散失较多的书篇，排序尤为困难。因事实上没有定本。负责注释者将尽可能求其排列的合理。
20O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与会者因这批竹简内容的重要性，要求尽快发表整理材料，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竹简辞文内容太多，提出了陆续发表的要求。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似乎更合乎实际。因而先将一些文字数量较大的篇目，次第选摘发表，并将每简放大彩印，以提供给读者对文字隶定和注释考订的最大方便。这样一本书不仅是提供给古文字专业工作者，也是提供给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因为简书在书法艺术史上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遗产。至于较完整的卷目，是否可能产生，则将放在整理的最后阶段去处理。
本批简的背面记有书的篇题，如《子羔》、《恒先》等约二十篇，失去篇题的竹简、文字内容也都是古籍，按晋人在魏墓中发现记载史事的竹简后来称为《竹书纪年》的例子，我们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为《楚竹书》。
摘自《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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