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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综论

    )。
      
       3.得壹元宝
      
       3枚。根据钱币重量、钱径大小分为Ι型和Ⅱ型。
      
       Ι型:1枚(C8M932:27)。背穿上部有一仰月。钱径3.7、穿径0.8、郭宽0.4--0.6、厚0.3厘米,重21.4克(图一:4)。
      
       Ⅱ型:2枚。背无纹饰。标本C8M932:28钱径3.5、穿0.7、郭宽0.3、厚0.2厘米,重12.5克(图一:5)。另一枚标本C8M932:29背错范,钱径3.5、穿径0.8、郭宽0.3、厚0.2厘米,重13.8克(图一:6)。
      
       4.顺天元宝
      
       7枚。根据钱币重量及钱径大小分为Ι型和Ⅱ型。
      
       Ι型:1枚(C8M932:30)。郭较宽,背穿上有一长18厘米 横画。钱径4.0、穿径0.8、郭宽0.5--0.6、厚0.4厘米,重29克(图二:1)
      
       Ⅱ型:6枚。根据背面纹饰的细微差别,又可分成Ⅱa型 和Ⅱb型。
      
       Ⅱa型:1枚(C8M932:31)。穿内残留有毛刺。背穿上有一仰月孕星,其右上、右下各有一竖画,直至郭边。钱径3.7、穿径0.6、廓宽0.4、厚0.4厘米,重23克(图一:2)。
      
       Ⅱb型:5枚。背穿上有一仰月,有3枚短仰月,2枚是较为细长的仰月,标本C8M932:32,背穿上有一短仰月,钱径3.7、穿径0.7、郭宽0.5、厚0.3厘米,重22.1克(图二:3)。标本C8M932:34,背穿上有一较细长的仰月,钱径3.7、穿径0.85、郭宽0.5、厚0.3厘米,重18.9克(图二:4)。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在洛阳唐墓中出土,并非偶然。洛阳,在安史之乱时期屡遭劫难,多次被叛军攻占,先后两度作为安禄山、史思明所谓“大燕”政权的大本营,其盘踞时间长达四年之久。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十二月,安禄山攻陷洛阳。至德元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地武。至此,安氏父子在洛据守时间为一年零十个月。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史思明斩安庆绪。四月在范阳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以范阳为燕京,以洛阳为周京。九月史思明南下,再次攻陷洛阳。上元元年(760年),六月,铸得壹、顺天钱。上元二年(761年)正月,,史思明改元应天。二月,史思明在洛阳城北邙山一带大败唐军,又乘胜向长安进犯。三月,被其子史朝义部将俘获于鹿桥驿,被杀于柳泉驿(令洛阳市宜阳县境内),并将尸首运回洛阳。史朝义称帝于洛,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史朝义以十万之师在横水(今洛阳孟津县西北)决战,大败而回,东奔汴州而去。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史朝义-于平州石城县温泉栅。史思明父子在洛阳时间为三年零一个月。安禄山、史思明在洛盘踞四年,对河洛地区影响至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洛阳一带出土“安史之乱”时期的墓志就有13方之多,其中有安禄山“圣武”年号的9方、史思明“顺天”年号的2方、史朝义“显圣”年号的2方。这些墓志今存洛阳古代艺术馆和新安县千唐志斋。
      
       关于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铸行时间,我国钱币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这两种钱币开始铸行于唐乾元二年(759年),主要根据来源天《新唐书》的两条记载:
      
       “乾元二年正月朔,(史思明)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一钱。”
      
       “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又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对此我们认为,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始铸时间应为唐上元六年(760年)六月,主要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上元元年六月,“……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壹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虽然史思明在乾元二年九月攻陷洛阳,但并未入城。《通鉴》云:”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光弼椅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洛阳南以拒光弼。”直到第二年春局势稍有稳定,史思明才正式入洛城,即上元元年三月,“是日,史思明入东京。”胡三省注云:“《考异》曰: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东京。”《实录》至此复云尔者,盖当时城空,李光弼在洛阳,思明还屯白马寺,不入宫阙,今移军入其城耳。”由此,志我们认为,《新唐书》年载乾元二年铸行得壹顺天钱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乾元二年九月之后,洛阳虽已被攻陷,但仍有唐军相峙于北,史思明不敢入城,驻兵于白马寺南,这一阶段尚处在战争相峙状态,思明未入东都,又怎么能铸行得壹、顺天钱呢?其二至上元元年三月,史思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河洛一带逐渐站稳脚跟,才进入洛阳城。六月,铸行得壹、顺天钱,这应符合情理的事。
      
       至于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废止时间,前者在史书中有所涉及:“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由此推断得壹元宝铸行、废止时间应在上元元年夏季。后一种钱的废止时间文献不详,但根据唐宝应元年(702年)十月史朝义在横水惨败逃出洛阳、宝应二年正月-的记载来看,顺天元宝的废止年代应不超过宝应二年(763年),其通行时间应为唐上元元年六月以后不久至宝应元年(即760--762年)。顺天元宝的流通地区主要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延及被史思明叛军攻占的广大中原地区。
      
       以上谈的是得壹、顺天钱的铸行与废止时间,而有关史思明铸钱所用铜的来源,在宋人的著述中亦有反映。北宋周?在《清波杂志》卷7中引用李孝美于绍圣(1904-1097年)年间所著《历代钱谱》:得壹、顺天钱为“思明销洛佛铜所铸。贼平,无所用,复以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南宋洪遵《泉志》引用五代时期张台所著《钱录》:“得壹、顺天钱,思明并销洛阳铜佛所铸。贼平之后,无所用焉。刀兵之家,还将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这两条记载一方面说明史思明销毁洛阳的铜质佛像用来铸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铸钱数量的巨大,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许多钱复以铸佛,至五代时期,伊洛地区仍留存很多。
      
      


      
       得壹、顺天钱的铸行、流通,仅是昙花一现,便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而“还将铸佛”或湮没地下,但得壹、顺天钱在钱币史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有唐以降,得壹、顺天钱屡有发现,文献亦载,从一侧面反映出各个时期对这两种钱币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在洛阳积善坊曾出土较多的得壹、顺天钱,时人未识,该事见于多种文献典籍。《旧五代中史·庄宗本纪》:后唐同光三年三月,“振武军节度使、洛京内外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于役所得古文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上之”。宋代庞元英《文昌杂录》和《太平御览》也有类似记述。庞氏说“同光三年,洛京积善坊得古文钱,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史不载何代铸钱。近见《钱氏钱谱》云:‘史思明再陷洛阳’,铸‘得一’钱,贼党以为‘得一’非佳号,乃改‘顺天’。盖史思明所铸钱也。”《太平御览》引《后唐书》“朱守殷奏于积善坊役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宝殷进纳,敕凡窥奇异,尽系休明,所获钱文,式昭玄贶,得一者伫归于一统,顺天者式契于天心,道焕一时,事光千载,殊体继出,信史必书,宜付史馆。”另外,宋代王溥《五代会要》、明代《永乐大典·唐书》、清人撰《渊鉴类函》均载此事。文中所言“积善坊”,即隋唐东都洛阳城洛水以南里坊区中,定鼎门街西从南至北数第六坊,北临洛水,南邻观德坊。这次钱币出土数量各书记载不一。《旧五代史·庄宗本纪》说“得古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文昌杂录》认为“得壹古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曰‘顺天元宝’;《太平御览》引《后唐书》“四百五十六文曰‘得壹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五代会要》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余皆曰‘顺天元宝’”;《永乐大典·唐书·食货志》:“得钱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其十六文曰‘得壹元宝’”;《渊鉴类函》引《后唐书》:“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一十六文”。综合以上六家说法,我们认为,出土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无太大争议,既然顺天钱数量确定,那么得壹应该只有十几枚,故“得一元宝四百五十六文”是不大可能,“顺天易得,得壹难求”,得壹存世数量极少,因而积善坊出土得壹元宝十六枚、顺天元宝四百四十枚、总计四百五十六枚,应是较为合理的说法。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得壹、顺天钱也曾出土,在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这一时期,人们对得壹、顺天钱的研究较五代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不仅出现这两种钱的收藏者,而且研究也日渐深入。首次记载熙宁年间钱币出土的是沈括《梦溪笔谈》:“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一’。皆疑古元‘得一’年号,莫知何代物。予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乃其伪年号,‘得一’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宋代王懋在其《野客丛书》卷30“得一、顺天钱”条目中,不仅收录有庞元英《文昌杂录》所记后唐同光三年洛阳积善坊的钱币出土、沈活《梦溪笔谈》所言熙宁年间的发现,而且还对得壹、顺天钱略做考订。“仆考《唐书·志》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曰‘顺天元宝’。庞(元英)始疑史传无此年号,后得《钱氏钱谱》,乃知史思明铸。仆谓此见《唐书》甚明,元英其未考邪。仆家旧有‘得一元宝’钱,字文方重,如颜体,轮廓甚古,后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钱,人家往往有之。”周?《清波杂志》卷第7:元丰间(1078-1085年),庞元英“为主客郎,尝著《文昌杂录》,内一条以‘不知得一、顺天钱铸于何代’为言。书成后,又言:‘近得于朝士王仪家有《钱氏钱谱》,乃史思明所铸。初以‘得一’非长祚之兆,乃改‘顺天’。?于洪氏见二钱,文皆汉隶,径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
      
       南宋洪遵所著《泉志》十五卷,成书于绍兴十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保存有不少旧谱资料,对得壹、顺天钱的直径、重量等,均留下珍贵记录,“旧谱曰:得壹钱径寸三分,重十三铢。余按:此钱重十二铢六参。旧谱曰:顺天钱径寸五分,重十五铢……。李孝美曰:二钱大小如一,但顺天重而得壹轻耳。余按:此钱重十三铢二参。”
      
       到了清代,关于得壹、顺天钱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嘉时期著名钱币学家翁树培,在其《古泉汇考》中对两种大钱的钱文风格、直径、重量和版别等均做以详细地描述:
      
       “二钱质地厚重,自右旋读,‘元宝’二字仿开元钱,重四钱九分。得一钱径寸,背穿上有仰月,壹字大书作‘壹’。顺天钱有径寸一分强者,有径寸一分者,重七钱,有径寸强者,重四钱八分,有径寸者,‘顺’字末二笔亦作隶体。背穿上有仰月,又有穿下偃月者,有背上下并无月痕者。穿下偃月者,恐系谱中倒粘耳。”李佐贤所著《古泉汇》,作为清代又一部重要的钱币学著作,堪称钱币学普本巨制之一,书中收录得壹元宝3枚、顺天元宝2枚,并附注得壹元宝为“唐史思明钱,大小三品,元左挑,背有上月者俱仿开元式。……小平钱则旧谱未见,惟刘燕庭有之。……顺天大品亦当百,次亦背上月,与得壹钱同。”在《续泉汇》中又增附得壹元宝2枚、顺天元宝1枚,并加以解释:“得壹宝钱见前谱。此背下偃月,次上下右三月异。……顺天元宝钱见前谱。此背下偃月异。”此外,在《西清古鉴》,《泉货汇考》等多种清人著作中,得壹、顺天钱均有著录。
      
       民国时期最能代表和体现得壹、顺天钱研究水平的著作是丁福保编、1940年由上海医药书局出版的《古钱大辞典》。该书上编收录不同版别的得壹元宝6枚、顺天元宝9枚。下编收录历代对得壹、顺天钱的论述,资料较为丰富。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史》,说到得壹、顺天钱则是寥寥数语,“史思明在占领洛阳的时候,曾铸造两种大钱,即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两者都是当百钱。……这两种钱可以说是一种占领货币或军用货币。”
      
       建国四十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大型的古钱币图录,其中收录的得壹、顺天钱多为传世品。诸如:《中国历史货币大系·隋唐五代十国货币》收录得壹元宝33枚、顺天元宝68枚,绝大多数系上海博物馆藏和个人收藏的传世品。唯有1枚得壹元宝出土于扬州东风砖瓦厂,且为采集品。
      
       实际上,四十年来全国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出土的得壹、顺天钱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出土来源有遗址、墓葬、窖藏三各形式,其中不乏科学发掘品(表二)。
      
       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科学发掘出土的顺天元宝有四批:
      
       (1)1959年冬--1965年春,在隋唐洛阳城宫城廊房遗址发掘中,出土开元通宝7枚、顺天元宝1枚;
      
       (2)1965年春,在上述廊房建筑南面长条形残基中,出土开元通宝4枚、顺天元宝1枚;
      
       (3)1980年5月--8月,在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南侧路土中,发掘出乾元重宝10枚(图二:5)、顺天元宝30枚(图二:6),用物穿在一起;
      
       (4)1982年夏,在隋唐宫城殿亭遗址中出土有开元通宝、顺天元宝等。
      
       唐代墓葬中出土的有:(1)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扬州市东北城郊东风砖瓦厂一座唐代砖室残墓中,出土铜器、铜钱和瓷器等16枚,均属采集品。铜钱18枚,其中开元通宝15枚、花边开元钱、乾元重宝和得壹元宝各1枚。得壹元宝钱径3.6、穿径0.8厘米,背上月一仰月(图二:7);(2)1992年5月,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北郊发掘的一座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墓葬中,出土得壹元宝3枚,顺天元宝7枚,前文已有详述。这是我国首次经科学发掘发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同时出土于一墓之中。
      
       窖藏出土得壹、顺天钱的数量较大,版别相对丰富。主要有两批:(1)1987年四月,在洛阳地区以东的荥阳县广武乡,农民在掘土时,于地表以下约1米处发现一灰色陶罐,内装钱币196枚,其中得壹元宝64枚、顺天元宝132枚。这批钱质地厚重,呈-铜质,属未流通的新钱,在陶罐中放置整齐,排列有序。两种钱均为背穿上有仰月。根据钱径、重量的不同,得壹元宝分为两型,A型有62枚,钱径3.65、穿径0.8、外廓宽0.3、厚0.3厘米,重18.8克(图三:1);B型有两枚,径3.9、穿径0.85、外廓宽0.5、厚0.3厘米,重23克(图三:2)。顺天元宝钱径3.75、穿径0.89、外廓宽0.3、厚0.3厘米,重20.8克(图三:3)。这批钱币出土后,已流散民间。(2)1991年初春,在洛阳玻璃厂浮法生产钱基建工地,即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内出土二百余枚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其数量之多,版别之繁为近年出土之罕见(图三:4--6;图四1--6),多被民间收藏。在这批钱币窖藏中,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的版别如下图所示:
      
       ——光背
       得壹元宝
      
       ——背月纹
      
      
       ——上月
       ——下月
       ——四月
      
       ——背月星 (上月左星)
       顺天元宝 ——背上短横
       ——背月纹 ——上月 ——厚重
       ——一般
      
      
       ——下月 ——单月
       ——双月
      
      
      
      
       ——背月星 ——月抱星 ——元字左挑
       ——元字右挑
      
      
       ——月星分离 ——上月下星
       ——上月右星
      
      
      
      
      
      
       此外,1996年5月,笔者在洛宁县进行古钱币调查时,于洛宁县文管会发现1枚得壹元宝,另有乾元重宝、乾元重宝重轮钱各1枚,从锈色上分析,应为在洛宁县境内同时出土的一批钱币。据史书记载,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的军队曾驻扎在洛宁一带,史思明被其子部将就俘于洛宁县境内的鹿桥驿。
      
       从唐上元元年(760年),即史思明顺天二年,铸行得壹元宝、顺天元宝,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两种钱的著录和研究,千百年来多依赖于传世品,缺乏准确的出土时地点和翔实的钱币出土记录。在许多钱谱中著录的钱币版别虽多种多样式,但真伪难辨,给这项钱币专题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近十几年来,洛阳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得壹、顺天钱,尤其是1992年5月隋唐洛阳城遗址北部一座唐墓中出土的这批得壹、顺天钱,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有关得壹元宝的“得壹”之各,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引起小的争论,笔者谨就若干问题谈一点看法。
      
       1983年初,有人提出“得壹元宝”应为年号钱的观点。认为“由于《唐书》本传在年号与国号方面都未载及‘得壹’,所以得壹元宝究竟根源何在,迄今泉界尚未属疑窦”,并经过一番推断,得出了“得壹原是史思明曾经采用过的年号,为《唐书》本传所失载”的结论。
      
       就此问题,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得一”之词义,《辞源》即有解。一为数之始,又为数之极。得一,纯正之意。《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天下为正。”钱名“得一”,即取此义,本为佳号,但若以字面上理解,‘得一’亦可被嘲作“只得一年”,故史思明谓“得一”非佳号,乃循旧例,即以年号为钱文,改为“顺天”。“恶得一非长祚之兆”,就是说钱名“得一”不是国统长久的好兆,不必将‘得一’理解为年号。
      
       我们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即得壹元宝非年号钱。但该文在引用《辞源》以及<辞源》引用《老子》原文时,稍有疏漏,略述一二。其一,作者在文中引《辞源》释义“一为数之始,又为数之极”时有误,应为“一为数之始,又为物之极”;其二,文中用《辞源》所引《老子》“侯王得一以天下为正”句,笔者经查《辞源》“得一”条目及《老子》原文,发现《辞源》引文有误,今将《老子》第三十九章前段抄录于下,以便求证: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河上与景龙碑本如此。“侯王”,傅、范、龙兴碑作“王侯”。“正”,傅、范、开元与诸皆作“贞”。范注:“贞、正也。一本作正,后人避讳也。”马王堆汉墓帛书甲本均作“正”,皆无“万物”句;“侯王”句,本同今本,甲本句中多一“而”字,无“天下”二字,作“而以为正”,“而”字上三字损掩。严遵、敦煌二本,亦无“万物”句。从以上诸家版本的《老子》来看,《辞源》所谓“侯王得一以天下为正”句是错误的,应是“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老子的这段文中先是谈其宇宙论,后过渡到-论。他称“道(即宇宙本体)为一,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天、地、神、谷、万物,都是得到“一”才能存在的,否则将无法生存。最后谈到-,指出侯王只有得到“一”(即遵循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做君长。“侯王得一,才能做天下的君长(即皇帝)”,正是史思明以“得一”为钱名的真正目的。
      
       早在西晋之初,已有裴楷引《老子》这段文字,为晋武帝司马炎登基提供理论根据。“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裴)楷正容仪,和其声气,从容进曰:‘臣闻得一以清,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因当时司马炎以晋王而登帝位,正与侯王得一、天下归心之语相符。史思明曾受唐肃宗归义王之封,取得壹为钱文正是沿袭司马炎的典故,欲以侯王而登帝位。
      
      


      
       本文以1992年洛阳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批得壹元宝、顺天元宝作为引子,在对其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仅就这两种钱币的铸行背景、始铸和废止时间、历代发现与研究状况,以及“得一”名称的考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本文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对得壹、顺天钱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也有了一些认识。我们认为,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的性质应是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割据政权行于东都洛阳一带的军事货币。其特点是钱形和钱文风格直接模仿乾元重宝重轮钱,质地厚重,制作较为精整;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作用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搜刮社会财富,从而巩固史思明割据政权,保证以军事战争为目的的后勤补给供应。主要流通于史思明军事占领区范围内,即以洛阳为中收的河洛地区。史思明在铸行钱币半年之后,便在洛阳城北邙山一带大败唐军,除其他多种因素之外,新币制的推行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对于巩固史思明割据政权、加强军队后勤供应,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由于“以一当开元钱之百”大钱的盛行,给河洛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造成“物价尤贵”的结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李运兴先生提供了量具,程永建先生帮助打制钱币拓片,在此谨致谢意。)
      
      
      

    《摘自中国钱币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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