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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的考古学与巴蜀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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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历史信息，并提出了相关铜器断代的八条标准。他在文中体现出来的由小见大、由表及里、刚健中正、精密绝伦的学术风格，深为学术界所倾倒。同年12月傅斯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写道："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之大发见，其所撰狩猎图考一文，论及古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傅斯年选辑》)同年暑期，徐中舒先生回安庆省亲，在安徽省图书馆参观当涂出土的文物，归去即撰《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1932年)，对出土在一残砖室墓中的器物，一一考定名称。特别是通过研究汉晋墓砖铭文的变化序列，龙形图象的时代特征，"以为严密断代之标准"，从而将该残墓断代为西晋墓葬，实是高明。此说为近年来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所证明。徐先生在这里从实际出发，运用了考古器物类型学，解答了田野作业中的难题，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开创年代，尤其难得。
徐中舒先生自是一代史学大师，他发展了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提倡"围绕主题，多学科配合的综合研究法"，他认为研究工作不仅要"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怎样考释古文字》)徐先生是讷言敏行，身体力行的大学问家，这是他数十年治学的心得，何止局限于古文字的考释呢?!不仅他自己的文章篇篇如此，也培养了后来学者，开一代之风气。
徐中舒先生入蜀执教四川大学四十余载，对四川地方史和巴蜀文化的研究，尤为关注。曾发表《古代四川之文化》(1940年)、《蜀锦》(1942年)等。"巴蜀文化"原是卫聚贤于1940～1942年根据传为成都白马寺出土的青铜器提出来的，由于它们与中原商周铜器不尽相同，出土地点不明，又有赝品混入，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巴蜀历史因文献记载阙如，只有依靠地下出土文物资料。但当初四川的锄头考古学还很稀罕，市上流传的大都是古董、赝品，据以作研究是困难的。徐先生本着他一贯严谨求是的学风，并不急于参加讨论，而在等待确凿证据的出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有大量的巴蜀文物出土，当时的巴蜀考古就在徐先生和他的好友们的领导下开展起来。1952年，由郑振铎先生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中舒先生为西南博物院院长，先师冯汉骥先生为副院长，邓少琴先生为秘书。在他们的部署影响下，五十年代巴蜀考古有四大发现：(1)昭化宝轮院、巴县冬笋坝战国秦汉间船棺葬的发现。(2)成都羊子山商周土台的清理。(3)新繁水观音商周遗址的发掘。(4)彭县竹瓦街商周铜器窖藏的发现。地层里出土有大量巴蜀青铜器：兵器有柳叶形剑、空首钺、三角援戈、本上有翼遮阑的有胡戈、长{骨交}双耳矛等；容器有鍪、甑、釜、壶、盘等。这些确凿可靠的地下证据终于出现了，可用它们来鉴别四十年代"巴蜀文化"的铜器，从而加以证明其可靠性。更令人鼓舞的是同出的还有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遗址、墓葬、土台、窖藏等考古遗迹，大量同时代的石器和陶器等考古遗物，这些是更加有用的研究巴蜀文化的地下证据。巴蜀考古的新发现已经能够比过去更切实地来讨论巴蜀文化了。
徐中舒先生经过多年的亲临田野考察和潜心研究，在1959年发表《巴蜀文化初论》，这是一篇新的里程碑式的论著。他把有限的文献记载与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民族调查材料结合起来，全面讨论了巴蜀的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和文字。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古代的巴蜀……同属一个经济文化区"。水观音出土的铜兵器证明了《华阳国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船棺葬是"秦灭蜀后，巴族或留戍故地，或为秦镇压苴人"。巴文("巴蜀图语")与么些文(东巴文)有一定的亲属关系，而分支较早，晋代南中"夷经"即其一脉相承的文字等等。各种资料到徐先生手中即成论据，多大的疑难在先生面前亦豁然开朗。徐先生在学术上的炉火纯青，恰似疱丁解牛，游刃有余。
徐中舒先生余意未尽，又在1960年发表《巴蜀文化续论》。从全国特别是华南的大范围内来考察巴蜀文化，其意义当然是具有全局性的。文中对中国古代的宗、里、邑、都、黔、越、溪、洞、阴、阳、林、箐，以及氐、羌、巴、{宗贝}、蛮、僚、狄等等作了独辟蹊径的论述。广征博引地阐述这样的论点："巴蜀虽然仅限于祖国一隅，但它与祖国其它部分仍然息息相关，就在远古时代亦不例外"。其中许多真知灼见，由于理论与事实兼备，说服力强，为学界所推崇。如："里、邑和丘，原为农村公社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聚落"，进入阶级社会成为大小聚落的单位名称。又如说："庸、邛的本义为城"，"城垣的修建，在低地穴居则为防水的必要设施，在山岳地带也为防御猛兽侵袭的屏障"。古代"中国基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原来就只有蛮、僚两族，甚至于僚还是蛮的一支。从远道来的，也只有使用细石器的狄族。他们在长期杂居之后，也成为蛮僚姻族。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原来就是一家。自从阶级社会出现以后，他们为统治部族所把持、所分割，形成为无数的部族。自从这些逃亡的部族进入江南以后，在长期闭塞的农业公社之间，就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而他们的族类，也就从此日趋复杂了"等等。
徐中舒先生在研究《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1962年)中，运用自如地考证了铜器铭文"覃父癸"为殷代覃氏，春秋谭国或其后也；"牧正父已"乃殷代以官为氏者。此铜器群年代在西周早期，其中有殷商不同氏族的遗物，当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有力物证，更证明了《尚书·牧誓》的信史价值。
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方面创获甚夥，如《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纽{钅享}于》(1974年)，指出{钅享}于本是中原乐器，传入巴族，为其文化特点之一。{钅享}于与钲是军中号令之器，故小田溪M2墓主人应是巴族酋长，一个小部落的王。《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1979年)，认为并不是西汉扬雄的作品，而是蜀汉谯周阐述秦宓旧说和先蜀掌故，写成的《蜀本纪》，唐人误增"王"字不当。"朱利原为藏语牧场之意……而《蜀本纪》的作者就错误地以利为女子名而释朱为朱提"。《〈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1980年)指出："蜀亡以后，蜀王子孙率其部族流散于川西各地，自青衣水、若水(今为雅砻江)沿横断山脉南下，其人则随所在之地而异名。其在青衣江者，则为青衣羌或嘉良夷；其在越{山隽}或南中者，则为越{山隽}、为{山隽}唐、为苏祁、为叟、为青羌，而叟则其通名"等等。不一一列举了。
徐中舒先生一生勤奋治学，老而弥笃。在动乱十年，备受冲击，身心受到损害。1971年他以74岁高龄，病愈出院，即提出一个包括四个方面11项的研究工作计划，涉及古文字学、古文献、古代史与民族等领域，计划之繁重，即便是年轻力壮者也难承担。徐先生未能忘却巴蜀文化，计划的第十项是写作"巴蜀文化三论。论汉武帝伐西南夷对古代西南民族迁徙的关系。如叔向之后迁于巴蜀，有汉书扬雄传与樊敏碑为证"。人们多么希望见到这篇雄文。可惜的是徐先生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又发表了许多大文章，而这篇文章却一直未见发表。
综观徐中舒先生治巴蜀文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徐先生以他史学大师治史的办法来研究巴蜀文化。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统观全局，严密考证，令人信服地、义无反顾地带领我们走出了巴蜀文化的"疑古时代"。今天，我们确已走出"疑古的迷茫"，迎来了巴蜀考古的黄金时代，川西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四川盆地龙山时代遗址群陆续发现，巴蜀文明的曙光已经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照耀。(2)徐先生倡导的"围绕主题，多学科配合的综合研究法"是一项治学的利器，要求我们涉猎面要尽可能的宽，又要能由博返约，集中到主题上，这样才能好钢用在刀口上，解决问题。(3)徐先生提出的"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确为真知灼见。今天人们都在谈论"古蜀文化区"或"巴蜀文化区"，人们可以再增加许多新材料和新观点，但饮水思源，都会缅怀敬爱的徐中舒先生!
附记：本文能参考徐中舒先生的令孙徐亮工同志撰写的《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表》(未定稿)，谨表谢忱。
林向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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