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

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加了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主持进行了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了殷墟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了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巨大收获。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除在燕下都遗址进行的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了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进行了发掘，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44年，夏鼐在甘肃省宁定县阳洼湾发掘了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发表出版了众多考古学著作。

中国考古学的完善与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并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随后，在国家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和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大学等学校还创办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50～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日趋完善，并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余处，发掘过的有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并且与仰韶文化存在着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河姆渡文化最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在久远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采的中华远古文化。

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仅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此外，这一时期发掘的较重要的遗址还有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台西遗址、丘湾社祀遗址、苏埠屯商墓等处。对整个殷商时期的文化发展以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50年代通过在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周原遗址、洛阳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铁技术。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近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已延伸到明代（公元1368～1644年）。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它重要建筑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此外还发掘了大批各时期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通过这些工作，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获。

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考古学理论著作、刊物等的繁盛。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刊物《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600期以上。70年代以来，各地又先后创办了《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出版）二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出版）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