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上海某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领导忽发奇想：处理“四旧”，将抄家和廉价收购而得的书画，从该公司在浙江慈城的仓库里“扫地出门”，换取外汇。他们派出的“会诊”小分队仅只粗略地抽阅了一些书画，便武断地建议：这些旧作价值不高，可以低价处理给外商。于是，该公司与外商议定：不论书画水平高低，尺幅大小，均按件计价，每幅折价人民币10元。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承名世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已经“靠边站”的身份，冒着再遭批斗的风险，在外销合同正式签订前，向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反映，得到该组成员谢稚柳等人的支持，挺身而出，受命于危急艰难之际，带领几名鉴定、裱褙专业人员，昼夜兼程，赶到慈城的文物仓库。准备贱价外销的书画已经装箱堆码；点箱计数，竟达几十万幅之多。逐箱打开细看，明、清字画比比皆是。承名世不禁连声慨叹：“愚蠢!无知!只顾眼前蝇头小利，竟如此廉价出卖珍贵文物!”他整整半年多不离慈城一步，日日夜夜忙于挑选、鉴定，最后挑出6万多幅书画珍品，定为“不能外流之文物”。

　　到底要不要外销这批书画?承名世与主事者发生了激烈争论。对方振振有词：“中国书画已属‘四旧’，能够废物利用，用几十万幅书画换回几百万外汇，不是很好吗?”承名世强忍怒火，慷慨陈辞：“外汇可以从别处赚，而国宝卖掉一件少一件，再也无法弥补。”他取出清代乾隆的《寿星图》和明代花鸟写意派先驱林良等的真迹为证，语重心长地阐明了明、清和近现代名家精品，绝不能外流的道理。终于使6万多幅书画珍品安然运回上海，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