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利是一对相反的范畴，“义”即 “宜”，意为应该，现代汉语词典对 “义”的解释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 “利”作为“义”的对立面，特别是指私利，即使用不公正、不合理、不应该的手段去达到获利的目的。义利观反映人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在收藏活动中也有它们的体现。

　　 收藏活动的“义”与收藏态度相关，明代董其昌说：“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骨董十三说》)。本着“聚道”的精神从事收藏的人，是因治学而收藏，因而在收藏中能“留心学问之中， 得事物之本来终始”。留心学问需与人切磋，这使收藏家愿意公诸藏品，用以互惠、惠人，有的甚至能把藏品服务于社会公益，体现了收藏活动的“义”。而本着“聚财”目的从事收藏的人，却处处盘算藏品能否获利，他们多将藏品秘 藏，用以居奇，有的甚至采用制假、欺骗等手段来谋利。两种收藏态度在古代收藏者中都存在。

　　 古代收藏家在收藏活动中公诸藏品，互惠惠人的例子很多。如明代藏书家宋存理、吴宽、阎秀卿、都穆等倡导 抄书，将自己的藏书无偿提供给朋友借抄，以丰富各自的收藏。有的藏书家为此还订立协议，《古欢社约》、《流通古书约》等即是古人订立的图书交流协议。

　　 古人除借抄图书外，也有借画临摹的。《画史会要》记载，赵希远与董玄宰去京口拜访张修羽，见其所藏黄子久《浮峦暖翠》，十分喜爱。董玄宰嘱赵希远收缩小幅，临摹此画，张修羽特提供城南一处别墅供赵希远摹画。 古代收藏家之间的互惠交流还有其他形式，如有的相约举行“清玩会”，各自携藏品参加；有的将藏品载于“书画船”上，乘船出外寻朋访友。此类活动在古籍中有不少记载。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小生产发达的封闭性社会，藏品私有的观念较强，因此，古代收藏家真正以藏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