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收藏中与“聚道”精神相反的， 是为一己之私利而“聚财”，将藏品秘藏是“聚财”的表现形式之一。艺风老人批评清代咸丰、同治以来收藏家的秘藏风气时说：“京师巨公，以深藏为旨，以独特为奇，不留一目，不跋一言。”他在 《流通古书约》的题跋中记述了一则故事：北京某公存有一部亡父的遗稿，箧藏甚珍。凡有人问其下落，他便说遗稿存在，还未付梓；有人向其借抄，他说待刻印后相赠一部，免受抄书之累；又有人提出代他刻印，他说刻印自己责无旁贷。然而，此公不久亡故，遗稿终因未付梓而失传。《清裨类钞》记载另一则事：偃师武虚谷嗜好金石，某日听说姚园一农家掘井挖得晋代《刘韬墓志》，急往购买，将数十斤重的碑石亲自背回家。回家后，仿此碑打造一块赝石，以应付求观者， 真品秘藏在箱柜中。后来，武虚谷死了，他的儿子以为箱子里藏着什么宝贝，夜里偷偷盗出，打开一看，见一块石头，气得一下扔到河里，似这样藏品秘藏终致湮没的事历史上不知发生多少，收藏者秘藏的原意是为聚财，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最终落得个物随人去，人财两空。

　　 古人收藏“聚财”的表现形式之二，是制假。制假在古代相当盛行， 特别明清时期，藏品的制假活动十分猖獗，书画、青铜器、古帖、古书、古玩等几平所有的藏品都有假货，许多藏品一经流传 ，立刻有人仿制假冒。如《宣炉博论》称，明宣德年间所造宣炉，至天启时已是“真者十一，赝者十九”。明清藏品制假者不仅有商贩、工匠，而目有不少收藏家， 甚至连一些有名望的收藏家也介入制假活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明清藏品制假的方法很多，《考盘余事》、《燕闲清赏笺》、《博物要览》等书记载多种藏品的制假方法，如以酽醋外涂、烟熏、刀刻、水浸、炭烤、地埋等法制作假青铜器；以板残、湿霉、火燎、烟熏、置蛀米柜中等法制作假宋版书； 以夹纱拓、香烟熏、香和糊等法制作赝帖等。沈德符形容制假像变戏法那样，“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则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令人真伪莫测。收藏者参与制假的目的当然是为“聚财”，然而，其最终的结果却往往聚不了财。制假倡獗对收藏活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很多收藏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赝品制作者自身也往往受累。

　　 收藏“聚财”的表现形式之三，是欺骗。古代收藏者在交往中不以诚信待人，以欺骗手法获取藏品的事例屡有发生。如宋代时谚称：“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反映当时社会上借书不还的风气。《侯鲭录》曰：”颍州一士子，九经各数十部，皆有题记，是谓借诸人之书不还者，每炫本多。”借了别人的书不还，还要夸耀自己书多，这真是恬不知趾。 明人周晖《金陵琐事》记载，金陵有些人专以欺骗手段夺人藏品。周晖旧邻应主簿家有一块龙雕祖母绿石，游客出银五百两不肯售。一日，有一索姓回民求见，应主薄将宝石拿给他看，持玩间，突然张回将宝石吞入腹中。应主簿欲和他打宫司，但苦无人证、物证，最后只得自认晦气。

　　 《清裨类钞》记载的欺骗事更为卑劣。光绪末年，扬州有一盐商，好收藏。有人以道士所戴玉笄求售，称是王右军遗物，索价四千金。盐商十分喜爱，只是认为太贵，说只值数百金，那人把东西留下便走了。次日，有客人来访，讨论玉器。盐商出示玉笄，客人大笑说，这是假货，某年某月某日，我亲眼见那人在宜兴定造。盐商被他一激，勃然大怒，猛拍几案，玉拜应手而碎。又过了几日，那人拿着某公子的信函来，信中说：“近闻有王右军时物，是真希世之宝，我已允价五千金买下，此物在您家中，请交其人带来。”盐商见信，又怕又怒，说：“这是假的，我已击碎了。”那人故作震惊说：“上次议价值四千金，哪会有击碎的道理。” 盐商被逼无奈，说出缘由。那人说，宜兴造的假货确有其事，不过那是为了应付索宝观看者所造，假的我还留着，说着从怀中掏出一玉笄给盐商看，盐商目瞪口呆。那人又以贵公子答应花五千金买下要挟，盐商最后不得已，只好赔了三千金，才了结此事。

 　 上述秘藏、制假、欺骗等在古人的收藏活动中，从来都是为人深恶痛绝严加声讨的，它们和收藏活动的义举相比，真有霄壤之别，其中的妍媸美恶，自然不言而明。

 　 时至今日，收藏者中仍有聚道、聚财两种不同态度的人，古人的事例或可成为镜子，使我们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