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能见到存世的唐宋时期的人物画，基本上以“写实”手法为之，尤其是某些具有一些故事情节的作品。例如南宋著名的宫廷画家李唐的《采薇图》，描绘的是商代亡国之臣伯夷、叔齐因商亡后遁入首阳山“不食周粟”绝食以殉国的历史故事。但到了明清时期，不少画家笔下的人物画中却不太愿意去关注所画的人物形象的现实涵义，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用以描写这些人物形象的“笔墨”形式棗各种衣纹线条的独特形式结构已独立于所描摹的人物形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明末画家陈洪绶（老莲）笔下的人物画，他的貌似之笔“写实”画风的美学实质却是高度“写意”而又“变形”的。齐白石和张大千，他们的人物画基本上便是具有了鲜明的、全新的时代特征。而人的画技和风格虽有极大的差异—齐白石喜用粗拙滞重的线纹来抒写他的心声；而张大千笔下的人物衣纹，则多用流畅优雅的线条为之。但就美学特质而言，两者却殊途同归，同样表达了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趣味，在不同画家笔下流露出来的又是画家本人“自我”的不同个性情趣。这种现代性的艺术情趣又深深植根于现代人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审美的反映。

    上世纪之初，有一位著名的英国美学家贝尔（C.Bell,1881—1966），在评论西方的现代绘画说过：“有些不能感受纯粹的审美情感的人只记住画幅中的题材（subjects）,而有审美感受能力的人则对那些题材没有印象。他们从来不关注画中的‘再现因素’，因此当他们讨论绘画时只谈及各种性状的形式和色彩变化和关系”。1 我们去观赏齐白石和张大千的人物画时，同样也应去关注“各种性状的形式和色彩变化的关系”。也就是指他们笔下纵横驰骋的衣纹线条和色彩（包括墨色）的变化和关系，至于画中描摹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反倒成为次要之物。不然，也就象我们的先贤苏东坡在千年之前所揶揄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了。20世纪的绘画就应是现代性的，而现代绘画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怎样画”而不是去“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