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经以后，作类似的对比尝试的人又有许多。如有读者愿知其详，可看日本后藤末友所著《中国思想西渐法国史》一书的第六篇。

　　实际上，在德经的时候，古埃及的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梁（Francois Champollion）才找到解读的钥匙。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则是在1898年末发现，1899年才鉴定的。仅从这一点看，在十七、十八世纪正确认识这两中古文字的起源，以及其间有没有关系，就是不可能的。

　　直到很晚的年代，仍有人主张中国的汉字源于埃及，日本的板津七三郎是一个例子。他在19333年出版了一本《埃汉文字同源考》，两年后又出版其《重订及补遗》，对两种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讲中国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载负图书的龙马、灵龟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黄河登陆的证据。其实他不但于古埃及文字所知有限，对中国古文字也没有多少知识，著书时依靠的不过是高田忠周《古籀篇》和《朝阳阁字鉴》、《汉字详解》这样几部书。看板津氏书的绪言，他在1911年初“偶得古铜瓶，朱紫碧绿可掬，而缘边蚀损，锈块硬着。经辛苦剥除底部青锈，见有如同绘画的阴刻原始文字，右转左回，犹难判读。对照《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渐知为商代父辛尊彝铭。因如此动机，感觉考究原始文字的兴味，遂驰思于探索其起源，想到世界文字的同祖一元说”。这件“古铜瓶”见书中图版，其实是汉代的铜钫（方壶），铭文是伪刻。图版“河南发掘兽骨板”，也不是真的甲骨文。由此可知，作者是缺乏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的条件的。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