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只有利于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探索，对思想文化方面没有很大作用，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多年以前已有学者探讨甲骨、金文中反映的意识形态。近些年所发现战国至汉初的大批简册、帛书，更为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其中包括了很多久已佚失的古籍，如道家黄老学派的著作，阴阳五行家的作品，过去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由于这些材料的重现，文化史、思想史不少章节，看来是不得不重写了。

古文字学与语言学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语言学近年已有较大进展，语言学的一些普遍原理，特别是关于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都可移用于古文字学。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一般讲的文字学，并不等于这里说的古文字学，因为中国的文字学的范围要贯通古今，因而其内涵比古文字学广泛得多。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开宗明义即对此有所阐述，我们觉得是很精当的。古文字学所研究的，限于古文字文物材料，而古文字学的成果又然会融合到整个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去。

古文献和考古文物，是两个不相同的范围畴。我国传世的古代文献典籍数量很多，历代学者所作注释笺疏更是汗牛充栋。文献学的丰富积累，是研究新发现古文字材料的凭借。我在别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前辈知名的古文字学家，无不对文献有深湛的研究。即以孙诒让为例，凡读过他的《周礼正义》的人，对他能写出《名原》、《契文举例》、《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名著就不难理解了。

文献可以证古文字，古文字也可以证文献。于省吾先生提倡“新证”之学，著有《双剑誃尚书新证》等书，即以甲骨、金文去证经籍。陈直先生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也是以秦汉文字材料去证史书。我们以为，以古文字与同时期的文献彼此补充印证，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对古文字学和文献的发展都极有裨益。比如，以西周金文与《尚书·周书》各篇对比研究，以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和《商君书》对比研究，都取得过较好的成绩。

正因为古文字学与几种学科有密切联系，所以学古文字学的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训练，才能应付裕如。

一九八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