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2）孔子与《诗》；
（3）孔子之后，诗学的传授；
（4）《孔子诗论》与《毛诗》的关系；
（5）《孔子诗论》与四家诗的关系；
（6）以对先秦诗学的认识，重评历代诗学；
（7）评近现代诗学。
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福滨先生介绍了出土文献在台湾的研究概况，表达了两岸学者“同心协力”、“切磋琢磨”的心情，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史，以凭吊王国维先生的夙愿。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据上博简和郭店简重见的《性自命出》、《缁衣》篇，例举见于简中的错别字，并指出汉语训诂、出土文献定名等所需要注意的问题，为与会者整理、研究出土文献，作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编辑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续）》，以及《清华简帛研究》第二辑，再加上与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朱渊清合编的《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一书，总共提供了115篇学术论文，全部为讨论新出简帛及相关学术问题之作，为与会者的深入研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将简帛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会议以专题报告和小组讨论两种方式交替进行，围绕许多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见仁见智的看法，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今扼要叙述如下：
关于《孔子诗论》，学者们已基本接受论诗者为“孔子”的说法，但因为相关资料尚未完全公布，个别学者对此问题还较为谨慎。
对于《孔子诗论》第二至第七简，第一道编线上部和第三道编线下部“留白”的问题，李学勤先生有“皱缩”脱字之说；台湾周凤五先生有契划编连线过深，使纤维截断脱落之说；姜广辉先生有古本脱字说；廖名春、彭浩先生则认为根据简制，“留白”简应与“满写”简区分开。至于留白部分与写字部分是“断层”还是如何，目验者廖名春、谢维扬、朱渊清等先生的说法不一，与竹简整理者马承源先生的说法也不一致。与会者希望竹简整理者利用科学手段对这批竹简进行检测，提供详细的资料，以资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不论对“留白”简的态度如何，许多学者对于《孔子诗论》简的编连、补字提出了部分或全新的看法。李学勤先生的《〈诗论〉简的编连与复原》一文影响较大，其中对于论《关雎》等七篇数简的编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因为牵涉到竹简的形制问题，对于“留白”简能否补字，如何补字以与“满写”简相连，特别是简21、22与简6的关系等问题，李学勤、廖名春、周凤五、李锐等有不同的说法，对竹简的编连也各异。
由于对竹简的编连不同，对于简文的理解自然就会不同，由此而来的对于《孔子诗论》的体裁、作者、年代的分析，差别较大。有相当多的学者不同意竹简整理者曾提出的“颂、大雅、小雅、风”的诗经顺序；也有不少学者如廖名春、王志平、戴晋新等，对于将《孔子诗论》与“毛诗”、“毛序”求同存异的思路提出了怀疑。由于《孔子诗论》中论《甘棠》之语与传世文献多有对应者，尤其是《孔子家语·庙制》中，孔子与子羔论庙制，引《甘棠》之语与简文接近，而《孔子诗论》简据传又本属于“子羔篇”，因此《孔子诗论》是否与子羔或其弟子有关，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但是古书的篇章分合情况复杂，而传世所存子羔的资料较少，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二重证据法”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法”，相关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孔子诗论》简文虽然大致可以通读，但是因为没有传世本或相关资料可资对照，许多具体的文字、音韵、训诂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学者就这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相关的札记性的文章非常多，可谓此次会议一大特色。比如《孔子诗论》简2原所隶定的“坪”字，裘锡圭先生认为是“圣”字的误摹；姜广辉认为可能是古“重”字；周凤五、何琳仪等释为“旁”；廖名春读为“广”；王志平读为“衡”；李锐、孟蓬生读为“坊”，迄无定论。但是经过逐步的研究，学者们对于某一些问题，也有了较为接近的看法。比如朱渊清、廖名春、何琳仪等先生先后对文中极为重要的“孔子”合文（）的演变作出了解释；李学勤、何琳仪、虞万里等先生指出简2原所释之“篪”字，当从艸从易。
相比较而言，上博简《缁衣》、《性情论》有可资对照的文本，在文字、音韵、训诂上所引起的争论要少一些，许多结论易于达成一致。比如沈培先生考订出《缁衣》简13的“ ”字确当读为“逊”；黄锡全先生、李天虹女士指出《性情论》简6原所释之“囿”字不当，当是“快”字。
《缁衣》篇因为有传世本、郭店本可资比较，不仅对于文字、音韵、训诂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古书的版本、流传乃至思想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李零、陈伟、虞万里、王金凌等先生皆将诸本合校；钟宗宪先生探讨了《缁衣》的论述结构和版本差异；浅野裕一先生论述了简本《缁衣》对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李学勤先生着重分析了《缁衣》的首句，指出今本胜于简本，对于整理出土简帛，作出了“比勘各本，兼收并取”的方法论示范。
《性情论》（郭店楚简名为《性自命出》）作为儒家详论心性之学的重要篇章，其思想意义备受重视。丁原植先生从编排简文资料着手，分析了“性”、“情”、“物”、“心”“道”等概念范畴；潘小慧先生讨论了“情”的意义与价值；赵中伟先生探寻了简文的人性论；梁涛先生则利用《性情论》，疏解《孟子》中难以通读的“天下之言性”章。
近几十年来，中华大地一再出土重要的简帛资料，许多研究工作逐步深入。此次研讨会上，关于定县八角廊《文子》，尹湾汉简《神乌傅》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等，白光华(加)、李若晖、林振芬等学者提交了相关论文。
相比较而言，楚地出土的简帛资料非常集中、重要，不少学者或据此以窥儒道异同，如彭林先生的《论有为与无为——从郭店楚简看儒道异同》；或据此以探寻楚地的文化思想，如邵台新先生的《战国至汉初的儒学传承——以楚地简帛为中心的讨论》；或由此探寻当时的重要思想，如顾史考（ 美 ）先生的《从楚国竹简论战国“民道”思想》，这些论著标志着思想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伴随着大量简帛佚籍的出土，使得我们对于传世古籍的年代以及相关的许多问题，都产生了全新的看法，“走出疑古时代”，“重建中国古典学”的时机已然来临。艾兰（美）女士提出了“重定古书年代”的要求，周凤五、谷中信一( 日)等先生论及了对于“古史辨派”的评价。
闭幕式上，李学勤先生总结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在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经学、哲学上的特殊价值。李先生尤其指出，所谓“九流十家”、“诸子百家”，其实并非平行并列的学派，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儒、道、阴阳、数术之学，而以儒道为核心。
短短两天半的会议时间稍纵即逝，许多学者都表达了加强各学科、各地区之间，学术信息交流互动的愿望。与会者均对保护、整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的有关同志无比感激，尤其感谢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辅仁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