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7年(应为l928年一译者)在安阳开始科学发掘之前的近二十年间，商朝的甲骨文已为中国的知识界和少数欧美学者所知晓。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认识到对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革命作用、并为在华夏大地上发展考古科学事业铺平了道路的这‘新发现的重要性的呢?

田野考古学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当作墓地使用了①。证据表明，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一些学者像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国学者可能早在十三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这个假定根据的事实是现代发掘出来的隋墓；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不止一次发现有许多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这一有趣的地层堆积，仅想表明这样—个基本观点，即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种次序前后相接的阶段。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认识清朝的学术思想史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条件促使学者们得以达到了解和承认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阶段。

    清朝经学的两个学派，与这个智力阶段的成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想首先谈谈考据学的潜心研究。早在北宋时这种研究就开始了，但直到17世纪初才得以蓬勃发展。顾炎武(1613—1682)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位大师。追随他的有